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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时代(1)


  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一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还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引起我不少奇怪想象的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袁世凯吃饭了。”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张谦和的光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忿忿然的神色。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可是已经能够从他的声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军乐声把我引进到耻辱难忍的幻象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扇着扇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响城”是我在毓庆宫里从老师们的嘴里听到的。这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和旧臣们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的阶级本能去活动。在我少年时期,给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们,在他们的背后,自然还有内务府大臣们,以及内务府大臣世续商得民国总统同意,请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们这样称呼我的父亲)。这些人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但的确是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却是引起紫禁城忿忿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①严格地说,复辟活动到此时尚未停止。伪满改帝制后,虽然我的活动告一段落,但关内有些人仍不死心,后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略,占领了平津,这些人在建立“后清”的幻想下,曾有一度活动。因为日本主子不同意,才没闹起来。——作者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紫禁城里是怎样从绝望中感到了希望,由恐惧而变为喜悦的。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致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诧异。

  我记得太后在世时,宫里很难看到一个笑脸,太监们个个是唉声叹气的,好像祸事随时会降临的样子。那时我还没搬到养心殿,住在太后的长春宫,我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元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

  这时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张谦和成天地念叨这些事,每念叨一遍,必然又安慰我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哪儿保驾,决不像那些胆小鬼!”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旁替我念书的声音,总是有气无力的。

  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阳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落了座,一反常态,不去拿朱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然后说:“明天阳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用不着说话,到时候有内务府大臣绍英照料一切,我只要坐在龙书案后头看着就行了。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上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在我两侧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总统派来的礼官朱启钤走进殿门,遥遥地向我鞠了一个躬,向前几步立定,再鞠一躬,走到我的宝座台前,又深深地鞠了第三躬,然后向我致贺词。贺毕,绍英走上台,在我面前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封面的木匣子里,取出事先写好的答辞交给他。他站起身来向朱启钤念了一遍,念完了又交还给我。朱启钤这时再鞠躬,后退,出殿,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气氛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是我的床帐子外边张谦和的书声朗朗,其次是在毓庆宫里,陈师傅微笑着捻那乱成一团的白胡须,摇头晃脑地说:“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连他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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