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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生活(3)


  太妃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疼爱和关心,除了每餐送菜之外,还规定在我每餐之后,要有一名领班太监去禀报一次我的进膳情况。这同样是公式文章。不管我吃了什么,领班太监到了太妃那里双膝跪倒,说的总是这一套:

  “奴才禀老主子: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或者白米膳),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和一碗粥。进得香!”

  每逢年节或太妃的生日(这叫做“千秋”),为了表示应有的孝顺,我的膳房也要做出一批菜肴送给太妃。这些菜肴可用这四句话给以鉴定:华而不实,费而不惠,营而不养,淡而无味。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那上面的记载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 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 共三十斤
  肥鸡二只 共六十只
  肥鸭三只 共九十只
  蒸鸡三只 共九十只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后妃名 内斤 鸡只 鸭只

  太后  1860  30  30
  瑾贵妃  285  7   7
  瑜皇贵妃 360  15  15
  珣皇贵妃 360  15  15
  瑨贵妃  285  7   7
  合计  3150  74  74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连我们六口之家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计用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七钱二分。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得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分,加上杂费支出三百四十八两,连同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后妃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元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个月给我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工料,仅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二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至于后妃们的分例,也是相当可观的。在我结婚后的一本账上,有后妃们每年使用衣料的定例,现在把它统计如下:

  后妃名 “皇后” “淑妃”  四位“太妃” 合计

  各种缎   29匹   15     92    136匹
  各种绸   40匹   21     108    169匹
  各种纱   16匹    5     60     81匹
  各种绫   8匹    5     28     41匹
  各种布   60匹   30     144    234匹
  绒和线   16斤    8     76    100斤
  棉花    40斤   20     120    180斤
  金线    20绺   10     76    106绺
  貂皮    90张   30     280    400张

  我更换衣服,也有明文规定,由“四执事库”太监负责为我取换。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的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至于节日大典,服饰之复杂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有这些穷奢极侈的排场,就要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人马。给皇帝管家的是内务府,它统辖着广储、都虞、掌礼、会计。庆丰、慎刑、营造等七个司(每司各有一套库房、作坊等单位,如广储司有银、皮、瓷、缎、衣、茶等六个库)和宫内四十八个处。据宣统元年秋季《爵秩全览》所载,内务府官员共计一千零二十三人(不算禁卫军、太监和苏拉,民国初年曾减到六百多人,到我离开那里,还有三百多人。机构之大,用人之多,一般人还可以想象,其差使之无聊,就不大为人所知了。举个例子说,四十八处之一的如意馆,是专伺候帝后妃们画画写字的,如果太后想画个什么东西,就由如意馆的人员先给她描出稿子,然后由她着色题词。写大字匾额则是由懋勤殿的勾字匠描出稿,或南书房翰林代笔。什么太后御笔或御制之宝,在清代末季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①苏拉,执役人的满语称呼。清时内延苏拉隶属于太监。内务府、军机处皆有之。雍和官的执役喇嘛,称苏拉喇嘛。

  除了这些排场之外,周围的建筑和宫殿陈设也对我起着教育作用。黄琉璃瓦惟有帝王才能使用,这不用说了,建筑的高度也是帝王特有的,这让我从小就确认,不但地面上的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连头上的一块天空也不属于任何别人。每一件陈设品都是我的直观教材。据说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这叫做“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的无限忿慨。但是我并没想到,乾隆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乾隆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方里计。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费,已无法准确统计。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总之,在民国当局的纵容下,以我为首的一伙人,照旧摆着排场,按原来标准过着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费着人民的血汗。

  宫里有些规矩,当初并非完全出于摆排场,比如菜肴里放银牌和尝膳制度,出门一次要兴师动众地布警戒,这本是为了防止暗害的。据说皇帝没有厕所,就因为有一代皇帝外出如厕遇上了刺客。但这些故事和那些排场给我的影响全是一样:使我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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