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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极与退位(2)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

  ①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英国外相格雷复驻华公使朱尔典电。其全文是“复你十二日电。我们对袁世凯已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和崇敬。我们愿意看到一个足够有力的政府,可以不偏袒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在华贸易的有利环境,这样的政府将要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见蓝皮书中国第一号,一九一二年四十页)

  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的长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许多新朋友,加上在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

  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退位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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