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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王监国(1)


  我做皇帝、我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见王爷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告诉我站立等候。过了一会,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坐。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呆了不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呆的时间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巴,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动,是由于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族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工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问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

  ①溥伟(1880-1937),恭亲王奕訢之孙,光绪二十四年袭王爵,辛亥革命前为禁烟大臣,辛亥后在德帝国主义庇护下寓居青岛,青岛被日本占领后又投靠日本。在此期间与升允等组织宗社党,不断进行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出任沈阳四民维持会会长,企图在日本支持下组织“明光帝国”,但不久即被抛弃,拿了日本人赏的一笔钱老死于旅顺。

  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句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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