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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荣禄(2)


  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有了进一步表现。慈禧在政变后曾散布过光绪病重消息,以便除掉光绪。这个阴谋不料被人发觉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慈禧不敢惹洋人,只好让洋人看了病。此计不成,她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根据荣禄的主意,到元旦这天,请各国公使来道贺,以示对这件举动的支持。可是李鸿章的这次外交没办成功,公使们拒绝了。这件事情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公使们对慈禧的为人有什么不满,而是英法美日各国公使不喜欢那些亲近帝俄的后党势力过分得势。

  当然,慈禧太后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惹过洋人。洋人杀了中国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对她还不大,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荣禄劝告她,无论如何不能惹恼洋人,事情只能慢慢商量,关于溥儁的名分,不要弄得太明显。《清史稿》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慈禧听从了荣禄的意见,可是溥儁的父亲载漪因为想让儿子当上皇帝,伙同一批王公大臣如刚毅、徐桐等人给慈禧出了另一个主意,利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给洋人压力,以收两败俱伤之效。义和团的问题,这时是清廷最头痛的问题。

  在洋人教会的欺凌压榨之下,各地人民不但受不到朝廷的保护,反而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联合镇压,因此自发地爆发了武装斗争,各地都办起了义和团,提出灭洋口号。义和团经过不断的斗争,这时已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朝廷里几次派去军队镇压,都被他们打得丢盔曳甲。对团民是“剿”是“抚”,成了慈禧举棋不定的问题。载漪和大学士刚毅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张“抚”,先利用它把干涉废立的洋人赶出去再说。兵部尚书徐用仪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办法,认为利用团民去反对洋人必定大祸临门,所以主张“剿”。两派意见正相持不下,一件未经甄别的紧急情报让慈禧下了决心。这个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慈禧大怒,立刻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和兵营,发出内帑赏给团民,悬出赏格买洋人的脑袋。为了表示决心,她把主“剿”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了头。

  后来,东交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却先后失守,联军打向北京来了。慈禧这时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连天中派人到东交民巷去联络。北京失陷,她逃到西安,为了进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对的原来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抚”的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杀了头。在这一场翻云覆雨中,荣禄尽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涡。他顺从地看慈禧的颜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时,他也给慈禧准备着“后路”。他承旨调遣军队进攻东交民巷外国兵营,却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出走,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一切条件都可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赔款连利息近十亿两亿、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了这件事,到了西安,“宠礼有加,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里这些记载外,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西太后为荣禄的女儿“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①黄马褂是皇帝骑马时穿的黄色外衣,“赏穿黄马褂”是清朝皇帝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特殊“恩典”之一。

  ②花翎是清朝皇帝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礼帽上的装饰品。皇族和高级官员赏孔雀翎,低级官员赏鹖翎(俗称老鸹翎,因是蓝色的又称蓝翎)。皇帝赏臣工戴的花翎又依据官阶高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

  ③商代以来历朝一般都设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作为国君辅弼之官,设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作为辅导太子之官。但后来一般都是大官加衔,以示恩宠,而无实权。明清两季亦以朝臣兼任,纯属虚衔。

  关于我父母亲这段姻缘,后来听到家里的老人们说起,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来政变以后,西太后对醇王府颇为猜疑。据说在我祖父园寝(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于醇王坟地上有棵白果树,“白”和“王”连起来不就是个“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实不仅是白果树,更重要的是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庚子事件前,她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她却是不太客气。

  庚子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被杀事道歉。父亲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大感不安,加深了她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一切的根据。就这样,我父亲于光绪二十七年在德国赔了礼回来,在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懿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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