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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陋行远(2)


  不知节制的连续工作,使沈从文再次病倒了。血压增到220,左眼黄斑出血,写字已不知下笔轻重,虽然由于长期形成的习惯,字迹尚能成行,写完后却看不清是否写得正确,眼前只是一片圈圈点点,跳动不定,一份“老之已至”的感觉涌上沈从文心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目下手边还搞了约五六十个大小不一的有关物质文化史的专题,居多是从实物图像出发,再来结合文献,从文图互证的分析来谈问题的。加上服装材料,有百多万字都必须由我自己一一过手重抄重改,才得交卷。原先还以为可争取二三年时间,赶得出来,可为后来接手的青壮年人作垫脚石。若照目下情形看来,完成希望已不甚大,真是糟糕。因为以后大致已不大可能还有人能综合实物十万八万和一堆杂乱文献,来完成这种费力不甚讨好的基本功。若两三月还无好转希望,即不升级恶化,大致近25年受上面鼓励,又得种种方便机会学来的有关文物的一系列常识,又不免和前一段搞习作情形似异而实同,半途报废。一个人的遭遇如此巧,真是少见。1976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逝了。

  一场大雪过后,北京城内外白雪皑皑。天阴沉沉的,沉默无语中似乎深藏着哀痛。沈从文手里拿着一张特别通知,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在一个极狭小的房间里,停放着周恩来的遗体。望着这位总理的安详遗容,沈从文心里充满一生中少有的悲痛。

  这并非出自中国知识分子重“知遇之恩”的传统,而是折服于周恩来生前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谋私利、宽厚待人,居提纲挈领地位,与各方面干部、专家合力同功,为国家、民族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胸襟和人格。如今,国家的这根梁柱摧折了,从大处言,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国家前途又难免多了一重危险;从小处言,总理生前关心到的自己的这份工作,再也无法与他见面了……沈从文突然感到一阵从来未曾有过的灰心。——这不是逝者生前的希望!对总理的最好纪念,应该是振作精神,争取时间,将待收尾已进行和待进行的工作,一一加速完成,奉献给总理的在天之灵!

  沈先生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回来,我们满怀悲伤急忙去看望他。一进屋,我们没有听到往日那熟悉的招呼,只听他低低地问道:“谁来了?”过分的悲痛使他因眼底充血而双目朦胧。他忘不了周总理对他的一次次亲切接见和鼓励,他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忧心忡忡,更因未及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奉献于总理生前而抱憾;此后,沈从文更加刻苦研究,“一定要尽力搞好,不然对不住周总理。”

  同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人民终于走完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历程。然而,由于一场浩劫过后,国家面临的问题成堆,在此后的三四年间,虽有齐燕铭、刘仰峤多次问及沈从文及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情况,沈从文的生活工作条件仍然没有多少改变。1978年夏,荒芜有感于沈从文的事迹与处境,写了五首七言绝句送给沈从文看。《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

  我论文章尊五四,至今心折沈从文。
  能从片楮认前朝,一史修成价更高。
  文物千秋谁管领,看君指授失萧曹。
  新从圆领证唐装,老认天门上敦煌。
  万卷书加万里路,自应选作探花郎。
  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
  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
  漫言七六老衰翁,百事齐头进进中,
  夜坐空庭觇织女,鹊桥何日驾南东?

  第一首叙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第二首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写作,第三首说沈从文在文物研究中的发现和以第三位得票数当选为出席第四次文代会代表事,第四首赞沈从文的书法,第五首是沈从文与张兆和不得不分住两处的纪实。

  过了几天,荒芜收到沈从文一封信,信中情辞恳切地叮嘱荒芜不要发表。

  30年来,只近于单门独户开个小小的服务店,把时间送走。回想一下,既对不起国家的期许,也对不起个人生命。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许,实已超过应得的甚多。懔于孔子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训,一切赞许不免转成一种不祥的负担。所以如果还来得及,最好不发表,或可免招摇之讥,事实上我觉得从其他工作上所得的好意赞许也早已超过应得的甚多。名不副实,转增忧惧。世事倏忽多变,持平守常,在人事的风风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烦。若能争取三几年有限时间,使住处稍稍宽绰一些,能如熟人中某某茅房,可以摊开材料,把待收尾、在进行的十来个范围较小的文物专题逐一完成,结果能达到新社会“合格公民”资格,得到个“不是吃白饭的工作干部”鉴定,就够好了。君尚存任何不现实的奢望,恐随之而来的将是意外灾星,实在招架不住。

  1978年,为改善沈从文的工作环境,由胡乔木过问,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序从考古所被借调到历史所,担任沈从文助手,王亚蓉的工作得到转正机会,也成为沈从文的正式助手,并由三人为主,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室。10月,这个工作班子被安排住进了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最后校正增补工作。

  为纪念周恩来生前对这本书的关怀,全书仍保留原有的编排体例,并把原来拟定的200幅图像作为主图,放在前面。新增加的资料,即便十分重要,也一律作为插图附在文字说明中。

  1979年1月,修订增补工作完成。这部由周恩来生前提议编写的,包括了20余万说明文字,数百幅实物图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虽然实际着手编写的时间,前后总共不到一年时间,但从最初动笔到最终完成,却经历了整整16个春秋。它不仅是沈从文,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事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多磨多难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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