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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陋行远(1)


  从任何意义上说,沈从文的离开北京,几乎都是被视作社会垃圾面“扫地出门”的。人一走,原先在北京的一切权益便化为乌有。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不久,他的唯一一间住房(原有住房三间,其余两间“文革”初期即被没收)就被别人作为“战利品”接管过去。在当时,这种“鹊巢鸠占”现象实在屡见不鲜。沈从文重返北京后,费了不少口舌,才要回了先前剩下的那唯一一间房子。

  可是,这小小房间实在无法安身立命。已被占去的自然无从归还,沈从文又不愿在这种问题上与人争执,百般无奈之中,沈从文只好写信给李季,请求为属作协系统的张兆和安排住房。李季与严文井派人了解情况,并与各方面协商以后,在小羊宜宾胡同给了张兆和两间房子——一间用作卧室,一间堆放杂物兼作厨房。尽管两间房子加在一起不过19平方米,在当时情况下,实在算得是解救燃眉的“及时雨”。

  从此,原先在东堂子胡同剩下的一间房子,便成了沈从文的“飞地”。在这块“飞地”上,他又重新着手进行文物研究。

  回到北京不久,历史博物馆一位副馆长向他转达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说“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那本古代服饰研究专著,已经重新看过,认为很有见解,值得付印,要他重新校过。于是,沈从文将已经被搁置了八年的书稿取回,对图像资料重新核对,一个月后交了稿。

  然而,这一去又是音讯全无,杳无下落。其原因,自然不难想像。

  沈从文只好不问收获,只管耕耘下去。他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如何使该书更为完善。他考虑将“文革”以来新出土的有关服饰文物资料增补进去,并全面铺开在湖北咸宁时拟定的那批专题研究。“文革”前积累的40多本文物资料已荡然无存,一切都需从头作起,单是急需描摹的图像就是一大堆,幸亏王序和王亚蓉主动跑来相助。——王序即1953年参观历史博物馆时与沈从文相识的那位志愿军战士,从朝鲜归国后,让沈从文帮助挑选工作单位,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王亚蓉也是“文革”前与沈从文相识,那时,王亚蓉是一位待业青年。沈从文去图书馆查阅有关服饰资料、图像,一位姓杨的老共产党员,见沈从文需要描摹文物图像的助手,遂向他介绍了王亚蓉。于是,沈从文每月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二三十元,作为王亚蓉帮忙的报酬。

  得知沈从文重返北京,王序和王亚蓉立即跑去看他,想起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遭遇,至今仍不愿放下工作,两人十分感动。沈从文对他们说:“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要看到国家在世界上作战!我们的文物研究工作还赶不上日本朋友,使人心里难过得很。对我们的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

  共同的心愿将这两代人拴在了一起。在全国人文科学研究仍处于全面停顿的背景下,他们组成的这个文物研究班子,在沈从文的那块“飞地”上,十分认真地干了起来。不多久,整个房间的墙壁上、窗棂上,到处贴满了经过选择描摹出来的图样,和大大小小写有说明文字的纸条,床上、桌上、地上,无一处不是书。床上有一大半地方堆放了随手应用的图书,晚上,书躺在躺椅上,人便躺在躺椅上的书上。在陌生人眼里,这里有着简直无法容忍的混乱。但在沈从文眼里,这一切乱中有序,结构成一部物我无间、十分谐和的乐律,任何人都不能随便移动——在这块“飞地”上,对那些画面上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沈从文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权。

  这里距小羊宜宾胡同,有两里路远近。虽然这里兼作工作室与卧室,吃饭问题却无法解决,沈从文只能每天返回小羊宜宾胡同一次。

  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5点钟,认识这位“飞地”总督的人,都有机会见到他提着一个南方的带盖竹篮子,兴冲冲地到他的另一块“飞地”去。他必须到婶婶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他说:“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一些登门造访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这种情形,都不免摇头、苦笑、叹息,带一份怜悯同情,纷纷劝他该有个节制,不要这么傻干。有人还忿然代抱不平:“这哪里是在进行什么工作?你作出来又有什么用?你充满热情为国家工作,可国家给了你什么?”

  这也难怪。沈从文的这份工作没有任何预期。重新校订后上交的那本服饰研究专著,在馆长的办公桌上压了三年以后,于1974年退还给沈从文,出版已毫无希望。对亲戚、朋友、熟人的好意劝告,沈从文只是报以微笑。人各有志,一个人的选择就是他的信仰。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没有理由自行亵渎。虽说自己一切成就并不预备“藏之名山”,却不能因为没有出路就中途而废。沈从文有了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自己已是73岁高龄了,揽镜自照,已是满头白发,精力已大不如前。身体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报废只是早晚间事。工作条件再差,只要头脑还得用,就得抢时间把近20年所学种种分门别类整理出一个头绪,哪怕所走还只是第一步,至少可给后来者一点方便。

  想起国家目前的处境和面临的前途,沈从文心里起了一丝隐痛,却并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尽管因少数人弄权,肆行无忌,国家前途尚难预料,社会上所出现的情况,是全面破坏与瘫痪。研究工作的不为重视,自己工作条件的恶劣,自是意料中事。但一切阻挡历史前进的东西,决不会长久存在。民族理性的抬头,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权力中枢发生的一切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自己既无从弄明白,也就丝毫谈不上作出什么有益于形势发展之举,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尽可能坚持下去。这是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热爱祖国、报效民族的唯一途径。

  他对王序、王亚蓉说:“旧时当官的感到不如意时,可以表示‘倦勤’,但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却不能消极。因为他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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