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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若愚(1)


  丹江口火葬场终于未能成为沈从文的最后归宿。1971年冬,沈从文因心脏供血不良,病情逐渐加重,身体逐渐浮肿起来,连日常行动都成了问题,终于获许返回北京。半年后,张兆和申请退休得到批准,也结束了干校生活回到北京。

  沈从文经历的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旋转运动。从北京至咸宁的双溪,再转丹江,到重返北京,短短两年间,前后六次搬家,大病三场,辗转数千里,就像当年置身行伍,生命颠簸于不可知的人生浪涛之中,其命运无从自主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50年前对自己的处境因理性蒙昧而不自知,50年后虽知却莫可奈何——这又并非出自对现实泯灭是非的主动顺应。他心里自有一杆秤,用以衡量来到自己身边的事事物物。

  当“文化大革命”浪涌飙举,国家一切上层建筑部门发生多来诺骨牌效应的时候,对这种摧毁一切的社会现象,沈从文虽然感到这场革命真正没有中心思想,简直是一曲混乱而失章次的无主题变奏,却寄重于这一切并非全出自国家最高权力中枢的决策,而只是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因鱼龙混杂而难免的混乱。因此,当别人信誓旦旦,要以去干校的实际行动落实“最高指示”的时候,他信以为真,虽然毫无慷慨激昂的誓言——“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还不免几分无可奈何,到底还愿以老病之身,服从上面的安排。

  可是,当他糊糊涂涂到了双溪,又从最初的糊涂中清醒过来,他的心里终于起了怀疑。

  这怀疑并不源于个人上当受骗的感觉。同其他人相较,自己还算得上幸运。既未如老舍那样被逼投湖自尽,也未挨打致残,甚至没有遭牢狱之灾。然而,想起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眼前的事实引起沈从文严重的不安。

  ——让全国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得力可靠干部,搁下工作不做,下放到农村来,使得国家许多重要部门的工作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究竟是为什么?是不是整个国家机构出了问题,才有人利用机会,弄权术,搞阴谋,在全国范围内大作坏事蠢事?

  这份疑惧在沈从文心里逐渐加重。思前想后,他从国家权力中枢结构的变化中,依稀瞧见了一个虽不免朦胧,却并非没有依据的大体轮廓。而这时,正有一些过去颇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正失去作人良心,有意混淆是非界限,主动迎合那些新发迹的权要,顺水推舟,以求自保。对这种人的行径,沈从文大不以为然。1970年夏,感慨于“顺水船易坐,逆风旗难擎”,他在双溪写了一首诗,对这种因“陀螺启悟心”,以致失去操守,从而“朝为阶下囚,夕作席上宾”的现象进行了讽刺。指出他们的目的是使“四人开心”。

  在另一首题为《双溪大雪》的诗中,他这样叙述自己的遭遇:

  今有乡曲士,身心俱凡庸。
  白发如丝素,皤然一老翁。
  时变启深思,经春复历冬。
  五色易迷目,五音耳失聪。
  三月犹雪雨,彳亍泥途中。
  时怀履冰戒,还惧猛将冲。
  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

  “何不辞辛苦?”“举世皆尚同!”

  他知道自己的遭遇正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安排,沉默中承受属于整个民族的苦难,是自己的份定。他不想逃避。也无从逃避,逃避之路并非没有。然而,这是不宜为也不屑为的。

  亦宜若有人,应世巧为容。
  乘时忽鹊起,终“举鼎绝踵”。
  亦宜若有人,拙诚如老农。
  廿载锥处囊,澹然忘穷通。
  偶逢机缘巧,附凤即凌空。
  亦宜若有人,材质凡鸟同,
  善自饰毛羽,展翅成大鹏,
  一举高冲天,飞飞入云中,
  高高上无极,天路焉可穷?

  沈从文一生厌憎为一己私利而向邪恶屈膝的行为。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沈从文正受到冲击的时候,有人出于“好意”,向他建议说:“江青是你在青岛教书时的学生,只要写封信给她,就可以避免受害了。”

  “不行。”依旧是惯常的细语轻言,却内涵着“不必再提”的决断,脸上消失了惯常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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