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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朵小花,真美!(2)


  然而,为强大政治压力所规范的人的外部行为和社会舆论的一律,无从完全改变世事的是非曲直。世道人心的差异依然存在。历史博物馆的军管会一成立,一个姓黎的瑶族出身的军代表,就将沈从文叫去,十分平和、诚挚地对他说:“你别担心。你根本无事,没有政治问题。”

  沈从文知道,这是对方对自己的安慰。以一人之力,是无从改变既成事实的。但他仍然从中感到人与人之间理解与同情的温暖与可贵。

  第一道冲击波过去,沈从文反倒变得安全了。由于他在历史博物馆不是“当权派”,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他不久就成了“死老虎”。——“死老虎”打起来无味,也不能显出打老虎者的英雄本色。于是政治的兴奋中心发生了转移:揪党内、军内的“一小撮”,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于是,沈从文被“挂”了起来。除装点性的陪斗外,便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每天被集中在博物馆的裱画室里,学《语录》,唱“混蛋歌”,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沈从文的任务是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一个60多岁的老翁,似乎没有人担心他会有什么不轨之举。有时又被安排拔草,要打扫厕所时便打扫厕所,要拔草时便拔草,沈从文照样做得十分认真称职。

  有时,他也想利用闲暇时间看点书。可是,除了马列、毛泽东著作,其它的书不许看。跑到图书馆去借与古代服饰研究有关的全套《三才图绘》,也遭到拒绝。说是全套不借,要借只能一册一册借。

  他只好专心致志于拔草和打扫厕所了。

  其时,毗邻博物馆的天安门广场,经常有数万、十数万人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或是红卫兵检阅,或是大型批斗会,或是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那是由红旗、红袖章、红宝书汇成的红色海洋。人潮汹涌不息,口号声响彻云天,气势无比雄壮。在这种背景下,每天从事周而复始的劳作,沈从文心里却充满稀有的平静。

  这天,沈从文又一次到博物馆的院子里拔草,院墙外的天安门广场上,又一次群众批判大会正在举行。“打倒……!”“……万岁!”“……进行到底!”的口号声如一阵阵惊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炸裂,鼓动的声浪铺天盖地袭来。

  突然,沈从文眼睛一亮。他看到院子的一角生长的一株秋葵,正在深秋的寒风里微微抖动。一朵红花从植株的中心勃起,花瓣叶片上挂着晶莹透明的露珠,楚楚可怜,又生机盎然。

  沈从文忽然心有所感:尽管身处金风肃杀时节,眼前的小小生物却仍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他仿佛触到了生命的律动,感到了生命自身保有的那份镇定与从容。

  那朵小花,真美!

  这一瞬间,院墙外传来的声浪仿佛突然减弱、退远,乃至于消失。沈从文的心灵空间一片谧静,谧静中又浸润了一丝伤感。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然而,内心的平静无从左右外部世界的变动。这种拔草、打扫厕所的日子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一份新的变动又在改变着沈从文的处境。

  先是1969年7至9月间,文化部所属各单位和文联各协会的全部工作人员,按照统一部署,分别安排去湖北咸宁、天津宁海等地的“五·七”干校和军队农场劳动,一面搞“斗、批、改”,一面接受“再教育”。九月末,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编辑的张兆和,已随本单位人员去了湖北咸宁。至此,沈从文一家成员已经是天各一方:次子虎雏早在1966年就同妻子去四川参加“三线”建设;女儿朝慧早成了各地飘泊的“黑户”;长子龙朱虽仍在北京,却因1957年在一张别人写的向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上签名,被划成“右派”,眼下正在北京工业学院附属工厂里接受监督改造。因接受一顶“右派”帽子牵累,35岁的人了,仍未能结婚。尽管如此,只要沈从文还留在北京,全家人到底还有一个团聚的中心。可是,就在张兆和去湖北一个月后,1969年11月的一天,沈从文家里来了两个人,通知他五日内作好离开北京的准备。

  问:“去哪里?”

  答:“到湖北去。”

  几天后,历史博物馆召开了一个动员会议,与会者共27人。其中有五位年过60的老人,并且都是病号。

  会议的宗旨是动员与会人员去“五·七”干校,并规定每个人都得表明自己的态度。

  先是两位副馆长带头发言,大意说: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照主席的话去做没有错,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就会犯错误。主持会议的军代表十分高兴,连声夸奖:“还是老同志有觉悟。”

  见他们一个个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沈从文信以为真,轮到自己表态时,便说:“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

  朝慧担心父亲的健康,跑到历史博物馆问领导:“下面情况如何?老人吃不吃得消?”

  一位副馆长回答:“那里美得很,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久,沈从文即发现,与会27人中,到后下去的只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老弱病残,远较他们年轻的反以各种理由留下了。后来又得知,这样一种搪塞无法向上面交待,一些人仍被逼着要下去,那位说下面“美得很”的副馆长无可奈何,幽幽地哭了一场。

  先是在动员会上,就有了明确交待:“你们去了,就要下决心在那里扎根,不要再打算回来。除了煤球,什么都带下去。”

  沈从文照例信以为真。他估摸着:以一老病之身,自己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临行前,他将在京的几个至亲子侄叫到身边,把手头的一点积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沈从文每月只能领50元生活费。这时“落实政策”,按原工资补发所得——分给了他们。龙朱、虎雏、朝慧、黄永玉各得一份。

  这真是一个悲壮的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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