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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复苏(1)


  沈从文终于度过了这场危机。

  药物的治疗,愈合了肉体与神经两方面的损伤。悬想中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在事实上也没有发生。随着神经正常功能的恢复,各种恐怖的阴影和幻象逐渐消失,生命渐次复归稳定。

  病愈出院后,沈从文的工作编制仍留在北京大学,人已被安排到中央革命大学学习。

  中央革命大学是北京解放后建立的一所培训各级各类干部的政治文化学校,地址在北京西郊,学员多达七千。沈从文所属,为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成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中的民主人士。创办研究班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帮助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适应社会和时代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向新生政权认同回归。

  按规定,学员必须在学校住宿。因此,沈从文每周星期一上学,星期六回家,前后凡10个月。

  在这期间,听政治报告,学习各种政治文件,讨论,座谈,对照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检查、反省、再认识,是学员们每天的课目。这些学习,将沈从文带进一个过去因隔膜而陌生的世界。恰如当年从湘西走入都市,两个世界构成的强烈反差,使精神不易取得平衡。他业已感到,自己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已经为变化了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人事所不需要,而对新的观念和现实的接受认同,只能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课题。在这种学习竞争中,同那些成份不同、年龄不同的学员相比,落伍似乎是注定了的。其时,正有一个近身的例子。一个从小在家乡看牛拾粪的青年农民,小学未毕业便去作了一年银匠,后来辗转来到北京,得沈从文收留,在家里做做饭,并由沈从文帮助读点书。解放后,他进了中央革命大学第一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乡村作基层工作,成长为一个新农民的典型——学习文化充满热情,用新的社会观点分析人事得心应手,远非在城市中长大、在学校读书的大学青年所能及。

  面对新观念、新人事的茫然若失,大病初愈后人所共有的那种不可解的悲悯心境,加上长期形成的内向性格,综合成沈从文的忧郁。学习之余,学员们由苏联人乌兰诺娃牵头,经常举办舞会,活跃文娱生活。沈从文照例不参加——这个“乡下人”。进入都市将近30年,除了对音乐具有一种出于天性的爱好,对一切场面人际间的交际应酬全没有学会。于是,便有人说沈从文“不高兴”。

  “我有什么不高兴?我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人。”沈从文在心里替自己辩解。

  他何尝不知道准乎自然的乐天知命,正是一种难得的品格。自己早年那份任性和不忌生冷的脾性,正与这种品格相近。可是,它与自己已经渐离渐远,即便回头导觅,恰如一点星火,早经风雨反复淋浸,再也不能复燃了。

  大约为青少年时期在社会底层长时期挣扎的经历所规定,在沈从文的人际交往中,与都市场面上人,照例不大容易接头,反与普通劳动者容易心灵贴近。在革大期间,他在一位炊事员身上,找到了情感寄托。学习之余,当别人去参加舞会的时候,沈从文便默默走到厨房里去,主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别的事干不了,就在炊事员的指点下,管管炉灶。出于长期养成的凡事耐烦认真的习惯,沈从文帮厨时也能克尽职守。

  炊事员是一个退伍老兵,长期的生活经验,使他对研究班这些学者、教授,保有一种情感上的距离。然而,沈从文帮厨时那份兢兢业业的神气,对普通人所有的平易天真,诚恳、朴实的态度,却使他大为感动。时间一久,他和沈从文便成了好朋友。

  一有闲暇,沈从文就与这位老炊事员聊天,常常在晚饭之后,两人坐在厨房旁边的院坪里,交谈各自的人生经验。他们所共有的行伍经历,成了谈话的经常节目。老炊事员曾经参加过芦沟桥保卫战。当他叙说这段战争经历时,既朴素亲切,又生动传神。叙述者在往事追忆中沉醉,沈从文也听得如痴似迷。从华灯初上直到繁星满天,两人往往一谈就是许久。踏着星光返回宿舍时,沈从文感到了生命的充实与愉悦。

  老炊事员不独对工作十分认真,对生活也充满温情。身边的一切仿佛都有知觉,有生命。一个锅碗飘勺的损毁会使他痛惜不已,食堂里喂养的一只黑白两色的花猫,宛如他的朋友和儿子……从这位老炊事员身上,沈从文感到自己正与人类善良、诚实、热情与爱的本性贴近。老炊事员的精神与风貌刺激起沈从文创作的欲望。他拿起笔来,想写出老炊事员的行伍经历,他由锅碗瓢勺组成的世界,以及身边那只通人性、有情感的花猫。可是,写着写着,耳边却响起一个严肃的声音:你这个不安份的乡下人,你可知道,你手中一支笔已经过时,你所欲写的,对目前这个国家、社会,难道不是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你为何只醉心于与这个伟大时代不相称的人生琐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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