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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于战争抽象与具象之间(1)


  1946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战争的飓风愈演愈烈。7月至8月,苏中战场上,连续发生了7次大规模战役;8月,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

  10月,国民党一面继续与共产党“和谈”,一面挥兵占领张家口。

  在这种现实面前,沈从文感到十分痛苦。大规模的内战可能造成的空前民族灾难,增强着他的内心杞忧,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在他心里迅速生长。11月,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长文《从现实学习》,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流露。这是一份沈从文从湘西进入都市20余年来的自传纲要。在正文前面的小序里,沈从文写道:——近年来有人说我不懂“现实”,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然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

  在谈到抗战胜利后,国家陷入内战的形势时,他说:国家既若正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毁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可是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以及……但到那时,年轻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会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的含义。

  文章认为,这种“争夺”与20年前军阀政客间的“争夺”既相异又相同。与当前相比,军阀间的混战已为陈迹,近于一种“离奇神话”,但“历史上影响到人类那个贪得而无知的弱点”,“30年来的现代政治,8年来的奴役统治”所培养的一切弱点,“却又像终无从消失”。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白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

  因此,沈从文寄希望于“学术自由”,使青年一代能在“清新活泼自由独立空气中”去掉“依赖”的习惯,检讨现实,敢于怀疑与否定。“且批评凡用武力支持推销的一切抽象”。用“爱与合作”、“理性”和“知识”,“粘合”民族新的生机,“重造”民族未来的希望。

  沈从文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着这场战争。他超越这次战争的具体形骸,试图从民族、人类精神的发展上,提出对这场战争的价值估量。在这种抽象的层次上,这场战争在沈从文眼里,消失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裸现出民族与人类自身的悲剧性质。——战争是人类非理性的产物。在思考现代战争产生的根源时,他曾说:好斗与求生有密切关系。但好斗与愚蠢在情绪上好像又有种稀奇结合,换言之,就是古代斗的方式用于现代,常常不可免成为愚行,因此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战胜者同样毁灭),这成毁互见,可说是自然恶作剧事例之一。

  好斗本能与愚行容易相混,大约是“工具”与“思想”发展不能同时并进。他希望人类最终能以“理性”战胜“愚蠢”,使自身摆脱“自相残杀”的战争阴影。

  你即或相信法国革命大流血,那种热闹的历史场面还会搬到中国来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时还明白排演这历史以前的酝酿,排演之时的环境了。使中国进步,使人类进步,必需这样排演吗?能够这样排演吗?你提历史,历史上一切民族的进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吗?阳燧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实,然而人类到今日,取火的简便方法多得很了。人类光明从另外一个方式上就得不到吗?人类光明不是从理性更容易得到吗?然而,在具象的层次上,沈从文又看到了依仗强力发动战争一方与不能不承担重负一方的是非区别。在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中,他充分意识到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和神圣性。无论战事如何酷烈,牺牲怎样惨重,都无从顾惜。因为这是争民族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要因为一些在你眼前的人小小牺牲,就把胆气弄小了。去掉旧的,换上新的,要杀死许多人,饿死许多人,这个数目应当很大很大!综合成一篇血写成吓人的账目,才会稍有头绪!在国民党首先发动的这场内战中,他也看到了国民党依仗美国援助,使用美式装备屠杀中国人的事实真象。他在1946年8月写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一文中,就叙述过重返北平后在街头所见到的“另外一种事实——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但他终于无从摆脱战争可能毁灭民族生机这一可怕前景带来的内心痛苦,不能不陷入无从解释的精神困扰。

  这种超越战争双方的立场和价值估量,又与他对“现代政治”的不信任紧密相关。他将自辛亥革命以后30余年间的政治归结为“权力争夺”,一种“简化人头脑的催眠”。源于“权力争夺”的战争正是金钱异化人性,导致理性丧失的必然结果。因为“武力与武器能统治这个国家,却也容易堕落腐烂这个国家民族向上的进取心”。因此,他将重造民族生机的责任寄托在非党派、非集团的学有专长,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身上。这种知识分子应当“游离”于国内任何政治党派与集团——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政治派别如“第三种”政治势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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