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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平前后(2)


  街上依然到处都是人。可是许多人一眼看上去,神气间却有相通处。——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从台面上的伟人,到羊肉馆掌柜,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迹象。还有市侩官僚、下流侦探、改装汉奸混杂其间,正暗中策划从日本人手里抢收某项产业,或以过去一时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方式,重新加入某种文化活动……

  然而从深处看,这种人却又一律有种做人的是非与义利冲突,羞耻与无所谓冲突而遮掩不住的凄苦表情。

  ……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多一点生存兴趣,能够正常的哭起来笑起来?我们是不是还可望另一种人在北平不再露面,为的是他明白羞耻二字的含义,自己再不好意思露面?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个更年轻的一辈,从孩子时代起始,在教育中应增加一点什么成份,如营养中的维他命,使他们生长中的生命,待发展的情绪,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抵抗某种抽象性疾病的传染,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能有一点抵抗力?再看看大街两旁,沈从文始发现满街人家屋檐下,都挂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今天是个什么节日?问问旁边铺子里的人,原来今天是孔子生日,全国教师节,北平正准备举行8年来第一次祭孔大典,全国各地也将于同一天举行典礼。这次苏州之行在平江府见到的那个文庙的影像,此时浮凸于沈从文的脑际。那文庙已是一片荒凉,两廊已变成马厩,几十匹军马,正由一排老兵看守豢养。两相对照,沈从文有了一种滑稽的感觉。这些军马今天要不要牵出,好让一些老教师进庙行礼?军马可以暂时牵出,正殿上那些无法计数的蝙蝠,又如何处理?师道在仪式上被尊重,可是在许多地方,教师却仍在军马与“蝙蝠”中讨生活。现实到处都是喜剧,然而从深处看,却不免令人起悲悯感、痛苦感。

  就在沈从文重返北平的同一个月,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国民党撕毁了与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定,集结50万大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800里战线上,向共产党领导的苏皖解放区大举进犯。由国民党挑起的全国内战终于爆发。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战争的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全国内战的爆发,击碎了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平民主建国的梦想。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黑暗,因物价飞涨导致的生活困顿,改变着许多人的人生态度。有的拍案而起,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有的失去了精神平衡,陷入对现实的绝望。重返北平的沈从文,住在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废名、朱光潜、冯至等一大批学者、教授。这时,内心的极端孤寂,已使废名的精神濒临崩溃,试图从宗教中寻求心灵的解脱。每天早晚,他都要打坐参禅,并常常“走火入魔”,在一种近乎迷狂状态中,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情形十分凄凉。沈从文理解他的心境,并能体验废名心灵深处的创痛,经常去废名处,陪他说说话。这时,沈从文也正阅读佛经典籍如《云芨》之类。废名一见沈从文,就说:“从文,你不要学什么道,要学就跟我学。‘道’就在我这里!”

  然而此时,沈从文并不想悟“道”出世,一回北平,他就成了个大忙人。由于是在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加上抗战前在北平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和基础,沈从文同许多著名作家、教授一样,正受到青年学生和社会各方面的欢迎。除了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任教,沈从文还同时担任了四个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由沈从文署名主编,北平的《经世报》(由杨振声署名主编),《平明日报》文学副刊的实际编务由沈从文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因战前的旧关系,也邀请沈从文参与编辑。于是,教学、写作、编辑文学副刊、指导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接待不断来访的客人,填满了沈从文的生活日程。

  北大好些教授住在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常常到中老胡同沈家小小的院宅中去。到沈家谈天、吃茶、吃饭的客人很多,有教授,有作家,更多的是年轻人、学生和一些别的人。虽然沈从文是个大忙人,写小说,在北大教课,款待来客,我去时他总找时间同我谈天。虽然他一口湘西土音我只能听懂一部分,我却很喜欢听他谈话。

  这一切,在沈从文的主观世界里,都是围绕着一个宏心大愿进行的。即为着复兴文学运动,“重造经典”,以改造民族的精神。为着这个目的,他将文学的社会功用放到极重要的地位,将其视为社会前进的杠杆:“文字犹如武器,必好好用它,方能见出它的力量。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当文字方能奏效的”。——在他的全部活动中,都寄托了这一份书呆子的理想。

  然而,沈从文的努力仍然结出了果实。他所主编的文学副刊,在平、津一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一如当年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十分注重青年作家的培养。单是诗歌创作方面,经常在这些文学副刊上发表作品的,就有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李瑛、柯原等人。在40年代中国文坛上,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等人形成的象征诗派,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李瑛、柯原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诗坛中坚。对这些文坛生力的出现与成长,沈从文感到由衷的喜悦。1947年,他著文评论说:

  本刊由我发稿50期中,载了不少新诗,各方面的作品都有,得到不少读者来信鼓励,也有一二读者来信责备我不懂诗,所以,净登载些和编者一样宜于入博物院的老腐败诗作!这些善意读者可想不到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轻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有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26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25。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20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所以读者这种错误责备,对编者言反觉光荣……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将依然是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可是,这时的中国,一个青年作家的出现与成长,是背负了怎样一种社会重压!政治无民主,生活无出路,许多人都是在艰难的环境里挣扎。对他们遭遇的种种困难与不幸,沈从文都能感同身受,并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1947年9月,沈从文收到一位从未识面的青年诗人的来信,信中叙说了自己家中遭到的不幸。沈从文立即在报上登出一则“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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