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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冬景(2)


  无论走到何处,所遇面孔无论生熟,几乎都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谈话里交织着得意与失望,忧心与亢奋,痛苦与欢乐。人类的全部基本情绪只在“法币”的得失上涨落。

  这种只注重目前一己得失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障蔽了人们的眼睛,忘却了一个中国人身当民族存亡关头做人的责任。

  我们眼光注意到“出路”、“赚钱”以外,若还能估量到在滇越铁路的另一端,正有多少鬼域成性阴谋狡诈的木屐儿,圆睁两只鼠眼,安排种种巧计阴谋,在武力与武器无作用的地点,预备把劣货倾销到昆明来,且把推销劣货的责任,委派给昆明市的大小商家时,就知道学习注意远处,实在是目前一件如何重要的事情!更有甚者,一些人追逐金钱的结果,做人的良心标尺,已被压扁扭曲,失去了应有的完整。

  沈从文的眼前浮现出不久前,张兆和一位堂姐来乡下看他们时的情景。

  ……

  “啊呀呀,三妹,你怎么穷到这样子?还教什么书,写什么文章,跟我出去做生意,包你们发财!”

  这位堂姐一进门,一面用眼睛四处打量,一面直嚷。

  望着这位堂姐身上入时的衣饰和保养得极好的又白又胖的圆脸,沈从文只觉得眼前的来客气概异常大,灵魂却异常小,他无言以对,心里却起了一丝怜悯。

  这位堂姐嫁了一位铁路上的工程师,在这国家困难的年头,却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大做投机生意,一时发了大财。这位太太每天要烫两次头,家里小孩一天看三场电影……生活虽过得有滋有味,生命却无热无光,金钱扭曲了人性,已失去做人的起码良心。家里有一位因战乱逃亡来投靠的寡嫂,却被视异路人。那位已经死去的堂兄叫张鼎和,后改名张璋,共产党员,是一个带传奇色彩的革命者。1927年大革命时,在广州被国民党逮捕,关在戏楼上,半夜从监狱屋顶上越狱逃走。30年代初,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地下活动,为筹建北平“左联”而奔走,并被当选为北平“左联”的执委。后离开北平返老家合肥乡下从事革命活动,曾夺取枪枝武装农民,与一位地主绅士的叔叔在一栋房子里隔墙互作武装戒备,以至被“张家老围”视作洪水猛兽。后遭国民党军警追捕,逃亡到了日本,又被引渡回来,关押在合肥监狱里,终于被蒋介石下令枪决。1935年4月,沈从文创作的小说《大小阮》中的小阮,就是以张璋的事迹作为原型的。

  张璋牺牲后,留下一个寡妻和三个儿女。堂嫂是童养媳出身,婚前虽曾随大姑二姑同去张兆和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读书,不到一年就被家里叫回合肥。抗战爆发后,一个女儿被迫送给了别人。之后,独自带了三个孩子流落到湘西所里(今吉首),靠卖花生、瓜子一类小东西度日糊口,后来又转辗逃难到昆明,寄居在大姑——那位堂姐家里,实际上被当作佣人老妈子使唤。而一切用于嫂子身上的开销,全由公费支出。

  ……

  这种种的黑暗腐败情形,使得许多读书人精神萎靡不振。

  有些教授之流,终日在牌桌上度过。生命俨然无别的用处,只能用花骨头与花叶子去耗费,在牌桌上争胜负,一时输了,脸上下不来,还要自我解嘲似的自言自语:“我输牌不输理!”

  想起自己有时也曾劝过一些熟人,不要成天泡在牌桌上,应从大处远处着眼,却常常话不接头,似乎自己反无是处,沈从文不觉皱了皱眉头。

  “国家到这样子,全是过去政治不良,不关我的事!我难受,我能干什么!我不玩牌更难受!”——有的照例装洒脱,带着一副聪明又痛苦不过的神情。

  “你以为你一个人对国家特别热忱?你去‘爱国家’,好!我玩牌不犯法,比贪官污吏好得多!”——又有人恼羞成怒,反唇相讥。

  十年前,沈从文在船上遇到一个大学生,谈到个人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对人类未来应有的理想时,那位大学生说:“这世上一切都是假的,相信不得,尤其是关于人类向上的书呆子的理想。我只见到这种理想和那份理想冲突时的纠纷混乱!我在大学读过四年书,所得的结论,就是绝对不做书呆子!”

  望着眼前的虚空,沈从文从这十年前后的联结里,看到了民族中因循堕落的因子,及其传染浸润的连环。将眼前河山的丰腴与美好,与人事上无章次两相对照,从这个无剪裁的人生中,他似乎触到了“堕落”二字的真正意义。

  战争已经进行了几年,前方战事虽屡屡失利,整个民族却不气馁。虽然已有万千人民死亡,无数财富被毁,仍然坚持抗战,就因为这背后还有一个庄严伟大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忍受。可是,如果一部分读书人所梦想,所希望的,只是餬口混日子,缺少追求一个伟大道德原则的勇气,并相互浸润传染,战场上尚未完全败北,精神即见出败北趋势,我们这个民族明天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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