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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之路(3)


  1940—1942年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文艺派别,即由陈诠、林同济、雷海宗等人组成的“战国策”派。他们先于1940年在昆明、上海编辑出版《战国策》杂志,1941年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并在上述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以“‘大政治’为‘力母题’”的理论主张。他们以“历史形态学”为根据,将抗战时期的国际形势看作“战国时代的重复”,没有正义人道可言,是“争于力”的时代,从叔本华、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出发,提出“英雄宇宙中心论”,主张“英雄崇拜”,反对“民治主义”,认为“实际上社会的进步,是靠少数超群绝类的天才,不是靠千万庸碌的群众”。而与“超人哲学”对立的“民治主义”,“就是提高群众的力量,压迫天才领导的行为”。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提出文学创作的“三道母题”:“恐怖”——“人们最深入,最基层的感觉”;“狂欢”——“时空的恐怖中奋勇夺得来的自由力创造”,它“生于恐怖”,“也必归于恐怖去”;“虔恪”——对自我外“可以控制时空,也可以包罗自我”的存在,即“绝对之体”的发现,从而导致的“在神圣绝对体面前严肃屏屏崇拜。”“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国民党对内制造摩擦,压制民主,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共产党提出军政统一于政府的“统一论”的时候,其理论主张自觉迎合国民党政治独裁的需要。“战国策”派的理论主张在1941年至1942年间达到高潮,其发端却起于1940年。

  1940年5月,陈诠在《战国策》第4期上,发表了《论英雄崇拜》一文。文章援引叔本华、尼采的“超人哲学”为自己的英雄观张本,认为欧战中英法的败北,是由于欧洲英美的民主传统,而德国的取胜,则是信仰英雄崇拜的结果。中国自“五四”以来,却效法英美传统,提倡民治主义,以至个性主义抬头,使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因此,中国要抗战救国,保持自己的生命自由。主要条件便是“英雄崇拜”,否则,是决没有侥幸的。

  陈诠的文章一发表,沈从文立即就写了《读英雄崇拜》,对陈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沈从文从“英雄”的实际含义,即“真的领袖”的分析入手,指出所谓领袖人物,并非由于“头脑万能”,不过是“有权居势”,居“提纲挈领的地位”。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崇拜,反倒靠各方面的热忱合作。陈诠的“英雄”观出于尼采的“超人”哲学,这种英雄,“配上拿破仑性格风度倒刚好合式”。“可惜时代已经过去了”,20世纪“神的解体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说“神之再造”还有必要,也绝不是那种超人英雄,而是对群众中“思想观念手足劳动有特殊成就的人,赋予了一种由尊敬而产生的神性”。文章以国际国内著名领袖人物罗斯福、斯大林、孙中山的思想行为为例,阐述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颁发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群众中产生英雄的例子。罗斯福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大林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例子。这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不是神,”

  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

  文章还指出了陈诠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曲解,明显地带着“清末民初遗老口吻”。“五四”以来国家的种种流弊的产生,决非提倡民主和科学之过,恰恰在于“统治方式只注重集权”,救治之道,不在“英雄崇拜”,而在“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

  《读英雄崇拜》是抗战时期最早出现的反对“战国策派”的论文,他的反英雄崇拜,提倡民治主义,将领袖看作一个人,而不是神的观点,是他一贯反对强权政治、主张政治民主的思想结晶。

  可是,由于沈从文与陈诠、林同济同在西南联大任教,彼此又是熟人,在《战国策》杂志创办之际,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便有人散布沈从文也是“战国策派”的谣言,沈从文自己也收到过询问这事的来信。1943年,他在《给一个军人》的回信中,这样回答说: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诠先生的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我只记得陈诠先生写了篇《英雄崇拜》,我写了篇文章驳他,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的技法,与事实完全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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