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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之路(2)


  对这样的问题,老舍自然无从作答,沈从文出任云南文协主席一事只好作罢。

  然而,沈从文并没有置身于抗战文学运动之外,他始终关心着文坛的风云变化,并卷入了抗战时期两次影响极大的文举运动的论争。

  1939年月,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的文章,针对一部分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的现象提出批评。文章从社会技术进步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知识学问趋向“专门化”、“特殊化”的历史规律入手,指出文学创作原是一门复杂的劳动,充满了试验,掌握文学性能很艰难,而现在不少人将文学看作一般的政治宣传品,这就导致人们常说的“抗战八股”的产生。因此,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还得在一般的宣传小册子以外想办法。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的身份,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或用一个平常人资格,从炮火下去实实在在讨生活,或作社会服务性质,到战区前方后方,学习人生。

  或更担负一种雄心与大愿,向历史和科学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这种人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来,却缺少对于战争的装点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们的工作却相同,真正贴近着战争。目的只有一个,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检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学来说明它,保存它。他们不在当前的成功,因缘时会一变而为统治者或指导者,部长或参政员,只重在尽职,尽一个中国国民身当国家存亡忧患之际所能尽的义务。

  在说及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时,文章指出:根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

  1942年,沈从文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批评。文章回顾了战前出现的文学与商业和政治两方面结缘,结果随社会流行趣味盈虚消长的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在抗战爆发后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照例是无作品”和才具平庸、钻营有术的作家,到处附庸风雅,作一切热闹场面上的应酬点缀,导致“作品过度商品化”和“作家纯粹清客化”,文学与这些人的活动纠缠在一起,失去了原有的庄严性,与摆脱“流行趣味”,在创作中沉默努力的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巴金、徐志摩、朱自清、丁西林、废名、李健吾、曹禺、施蛰存、芦焚、艾芜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文章希望通过作家的共同努力,将文学从商界和官场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成“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沈从文在文章中,集中提出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满足于一般的抗战通俗宣传,还是深入把握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现实,使其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二、作家是满足于际会风云,以“文化人”身份猎取一官半职,还是甘耐寂寞,在沉默努力中为民族抗战切切实实尽自己义务?在这两个问题上,沈从文的取舍是明确的。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相继遭到来自左翼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他的观点被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并与朱光潜、梁实秋等人的言论联系起来,视为反对作家抗战的反动文学思潮。

  1939年4月,巴人在《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一文中,有关沈从文的部分里说:在沈从文先生的论点里,是更着重于“专门研究”那是谁也看得出来的。同时他把一般的工作和特殊的工作,截然分为两截,那在他的题目上,也很分明地揭示了。他不说“一般”与“特殊”,而说“一般”或“特殊”。然而,他却把这“特殊的工作”和抗战牵上了一根线,让做特殊工作者有名义特殊下去,这一毒计,是超过梁实秋之上了。

  再没有比沈从文先生的意见更明白的了。

  中华民族要抬头做人,首先得专门家、作家——多好听的名词啊——埋头苦干,一切一般化的努力,不是中华民族抬头之道。你听:“似乎还得先得——”这有力的声音,是表示什么?停止抗战吧,得过50年的埋头苦干以后再说!胡适主义的最好注脚,莫过于这一篇高妙的文章了,如果真的照沈从文先生的办法,那么抗战完结,在敌人的鼻息下,“建国开始”,千秋万岁,沈从文也就“懿欤盛哉”了。1943年,《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对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论”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沈从文缺乏区别,将“外在的政治力量限制作家写作和作家自发地在作品中表现政治意识这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混为一谈”;“将那牺牲了自由和生命亦在所不惜的正直的作家们,和那般‘朝秦暮楚’‘名利双收’的群丑们混为一谈”。

  我们认为:以政治的权力从外面去限制作家写作固然得不到好结果;而作家在自己底作品之中表现政治见解(使自己底政治观念成为作品的骨干,作品底的血肉,不是附加上去的尾巴),却是当然也是必然的。“作家从政”,我们也可能反对,但要看是怎样在“从”,而所“从”的又是怎样的“政”。假使是在军阀统治时代,一个作家要以蝇营狗苟的态度,运动作官,运动当议员,那当然是值得反对的事。旧时代的“八不主义”里面,早有“不做官”一条,那倒不失为清高。然而在抗战时期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沈从文的观点,同他一贯坚持的文学独立原则相关。一份“乡下人”的倔拗,虽然常常使他陷于偏执,却也保护着他的生命人格的独立,尽管生命人格的独立并不以偏执为前提。这份性格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他在特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环境里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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