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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之争(3)


  一年后,即1935年8月,沈从文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对上海出版的各种刊物进行了综合评述,对幽默小品的盛行提出了较多的批评,指出《论语》给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相去一间就是“恶趣”;《人间世》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宣传小品“比任何东西还重要”,文章便慢慢转入“游戏”。沈从文问道:“20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个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其次,沈从文还批评了一些刊物为谋求销路,不惜“针对一个目的”,向“异己者”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的现象。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想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相互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这篇文章贯串了沈从文两个一贯的主张:其一,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一味提倡“性灵”,只能转入“游戏”,与时代要求不符;为幽默而幽默的结果,难免坠入“恶趣”。这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现象而发的;其二,作家应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充斥刊物的相互嘲讽与“私骂”,不仅培养读者的不良习气,而且势必影响文学创作的实际成绩。沈从文的批评对象包括了左翼文学刊物,由于未点明具体所指——这“争斗”是为着何事,在谁与谁之间发生,便难免过于模糊,模糊则易引起误解;或者其实也不会误解,因为对文坛上的论争,沈从文从来都感到不满。因为他希望作家能将精力主要用于作品的创作。他以此律人,也以此自律。

  正因为此,沈从文的文章再次引起鲁迅的注意。9月12日,鲁迅写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对沈从文的文章提出批评:

  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竟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慢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上述三次涉及沈从文和鲁迅的论争,争论的焦点都不在沈从文批评的对象本身该不该批评上。一些“海派”文人借文学以“登龙”,陷友人以邀功,造谣言以攻讦的恶行;国民党推行的禁书政策;文坛论争中往往出现的意气用事、相互间的辱骂与恐吓;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提倡等等,鲁迅同样提出过激烈批评。他的《登龙术拾遗》、《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小品文的危机》、《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等著名杂文就是明证。鲁迅和沈从文之间的分歧,显明地反映出左翼作家与民主主义作家在上述问题上,既有相互一致的方面,又有出发点与对问题的具体理解不同的一面。这种分歧与他们同国民党右翼文人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30年代极其复杂的文坛局面。随后发生的关于“差不多”的论争,是这种京沪之争更为典型的事件。1936年10月,沈从文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指陈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近几年来,如果什么人还有勇气和耐心,肯把大多数新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流行杂志翻翻看,就必然会得到一个特别印象,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个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这种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们都太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文章很快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1937年初,《书人月刊》、《月报》转载了沈从文的文章,《大公报·文艺》也于2月21日组织“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沈从文在上面发表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观点,并进而阐明自己所持的文艺自由主义立场。

  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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