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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之争(2)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餬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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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当《论“海派”》发表时,沈从文正在返乡途中。待他回到北平后,才知道“京派”与“海派”问题的争论已引起许多人注意,一个月之中已有许多文章在各种刊物上刊登。

  沈从文从朋友处和图书馆里,翻阅了这些文章,结果都使他失望。他起初期望通过这问题的讨论,“或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恶势力相呼应的海派风气”,或是“消极方面能制止这种海派风气与恶势力相结合”,不料事与愿违。2月17日,他写下《关于海派》一文,宣布自己放弃这种论争: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都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因此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者虽然已看清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者照流行习气作着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论争中,鲁迅和沈从文各自对对方的态度:沈从文存心避嫌,将鲁迅等作家、编辑与“海派文人”明确加以区分;鲁迅则未始不含将沈从文归于“官的帮忙”的京派文人之意,这就隐伏下随后而来的论争的因子。

  其时,国民党正加紧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文化围剿”。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党部之令,查禁了149种书籍。其中,大多是左翼作家的著译。2月28日,沈从文写了《禁书问题》,对国民党当局“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的行为提出批评。针对国民党当局所谓维护“社会秩序”、为“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着想的种种借口,文章表示“难于索解”,要求当局作出“比‘迹近反动’的措辞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否则,难免使人将这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因为这些作品被禁的作家“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他们在贫病交加的处境中,为民族“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指斥时弊,提出民族复兴的意见,“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而政府当局却“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

  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它毫无所得。如目前这个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在是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它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影响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作”了。

  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国民党控制的刊物攻击。上海《社会新闻》6卷第27、28期连载的一篇文章说:我们从沈从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从文的立场是什么立场了,沈从文既然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那沈从文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主张,又何待我们来下断语呢?显然,《社会新闻》对沈从文作出了站在共产党立场、提倡普罗文学主张的裁决。在当时,这是一款可以致人于死命的“罪状”。针对《社会新闻》的攻击,施蛰存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著文,为沈从文辩护。

  沈从文先生正如我一样地引焚书坑儒为喻,原意也不过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实为殷鉴,出之审慎……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之不得已,然而他还希望政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的办法。

  施蛰存的辩词又引发了鲁迅的批评。7月5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发表了鲁迅以杜得机署名的文章《隔膜》。文章援引古代史实,说明历代统治者是不准人“越俎代谋”的。而进言者由于不明统治者心理,自以为“忠而获咎”,这就是“隔膜”。最后,鲁迅画龙点睛式地点明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很为“忠而获咎”者鸣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这“忠而获咎”者自然是指沈从文,里面仿佛晃动着“京派”是“官的帮闲”的影子。在《禁书问题》一文中,沈从文将国民党与政府加以区分,表示对国民党的政策“我不想说什么话”,只希望将被禁书籍提交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重新加以审查,”虽然也不免带几份天真,“忠”则未必,“帮闲”之讥实属太过。施蛰存从朋友安危出发作出的辩护,在当时环境下,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忠而获咎”角度辩护,也难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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