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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之争(1)


  同追求生命的独立,摆脱人身依附一样,沈从文也要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因为在他看来,文学在表现各种人生形式的同时,也燃烧起作家个人的生命之火。因此,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沈从文都不能忍受。他将损害文学独立性的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倾向:文学与政治结缘,文学与商业结缘。沈从文认为,这两种倾向,必然产生两种结果:文学的“清客化”与文学的“商品化”,从而使文学陷入纯粹的政治功利与商业功利的泥淖。前者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副产物”或“点缀品”,丧失文学自身的价值,后者则放弃了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太近于‘白相的’文学态度了。”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是沈从文对文学与社会人生既密切又广泛联系的理解。人生既然不可能被政治全部涵盖,文学表现人生也就不限于政治。自然,政治是人生的一部分,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民主”、“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并且“相信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但这种宣传不是在作品中“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想到革命,就写革命”,而是以作家对现实人生的透彻认识与真切感受为前提。为此,作家必须“贴近血肉人生”,从中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东西。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去尽力。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独立”与“伟大”,就在于能够因此“于政治、宗教之外”所具有的“一种进步意义和永久性”。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而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结果,却使得一部分作家“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和现实政治作紧密的结合”,还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表现人生,判断它的标准不只是看它表现了什么,而是那个作品本身!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认定一切理论的辩难都不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拿出作品说话!

  在30年代特定的中国环境中,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不能不使他置身于左、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之中,他对文学独立性的要求,在他与胡也频、丁玲办《红黑》时就已经有了的,只是由于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严重注意。到1933年,随着他在文坛上地位的上升,并被视为北方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便被卷入一系列的论争之中。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指陈文坛上的一种不良风气:一些从事文学者以“玩票”、“白相”的态度从事写作,其意却不在文学。一方面,他们对写作缺少严肃认真态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又作文自吹或相互捧场,“力图出名”、“登龙有术”。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平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只与平庸为缘”。由于这类人“实占作家中大多数”,败坏着文坛风气,以至想望中国产生伟大作品,实近于幻想。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年轻人,应从这种态度中摆脱出来,在“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作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

  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身居上海的杜衡的不满,并在《现代》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联系沈从文曾一再提过的“京派”与“海派”之说,为“海派”辩护。他援引鲁迅的话“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的,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也似乎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作根据,认为北方作家“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有失公道。

  针对杜衡的指责,沈从文于1934年1月写了《论“海派”》一文,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引申为“投机取巧”、“看风使舵”,如当时的曾今可等人。他举例说:如旧礼拜六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文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摄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文章还进一步明确将“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排除在“海派”之外。同时指出,“海派作家与海派作风,并不独独在于上海一隅”,在北方也同样存在。

  沈从文与杜衡的争论,很快引起了京、泸文坛的关注,并受到鲁迅的注意。2月3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以栾廷石署名,发表题为《“京派”与“海派”》的文章,一方面,指出杜衡对沈从文本意理解的不确:“京派”与“海派”

  “并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其实,沈从文也并非以居住地域作为划分标准,“海派”只是某种文坛风气的代名词;另一方面,鲁迅将原先的争论加以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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