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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开幸运之门(3)


  我和这位小说家见了面。当时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出来的萧乾同志正在编《大公报》的副刊,这次是他以主人身份招待一部分在北平的投稿人,被邀参加的有芦焚、刘祖春、严文井、田涛等七八位,连同主人刚好坐满一圆桌。记得沈从文先生的一小描写湘西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顾问官》,正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当我们称赞萧乾的副刊编得不错时,他拍拍坐在身边的沈从文先生的肩膀,笑笑说:“喏,有这位顾问官!顾问官!”我所以事隔半小世纪之后还能记起这个小小情节,是因为当时刹那间浮现在从文先生脸上那副显得异常亲切的笑容……只是在散席时才走到他面前,小声问了他的住址,说明改日要去登门拜访。他拉着我的手点头微笑:“好的,欢迎你来,晚上我总在家!”

  ……他和夫人张兆和先生待人都和和气气的,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那时他的年纪也只有30来岁,说话的声音虽轻,却有激情,只是土腔很重,三句里我大概只能听懂一两句。担心打扰他,我去拜访的次数不多,每次坐谈的时间也不长。往往是给他送稿子去,听他对稿子的意见,他也总是微笑着说:“好嘛,好好写。”他收下稿子,有的转给《小公园》和《国闻周报》,有的放进自己编的《文艺》周刊。有时稿子被发出来了,才发现原来已经由他动笔作了些删改,主要是为了能稍稍精练些。和我同时向《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年轻人中间,和我比较接近的,有一位是河北的田涛,还有一位是云南的李寒谷,后者是我的同班同学,写了一些边疆家乡的风土,笔名“寒毂”还是从文先生给取的。

  *

  沈从文特别留心那些出身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青年作者的稿件。这类稿件常附有作者来信,向编者诉说自己的艰辛。这些来信勾起沈从文对往事的回忆。十年前,自己的处境正与他们相同。可是,有的编辑却当众讥讽着将自己的稿件揉成一团丢到纸篓里去!他忘不了听到这消息时心灵受到的严重损伤和切骨之痛;现在,因缘时会,自己成了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当年的历史不能在自己手里重演!他也想起那些关心爱护过自己的师友,正是他们给自己以温暖。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与信任更为可贵的了!

  沈从文不敢苟且。眼前的这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带疵瑕的,有质量稍差的,也有不适宜发表的。对那些略带疵瑕的,他便亲自动笔删削、润色;质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艺》周刊上刊发的,便想方设法介绍给其它刊物;实在不得已需要退稿的,也尽可能给作者回信,情辞恳切地指陈作品的缺陷和改进的方法。

  回想起来,他对我送去的稿子,总是用极宽容的态度对待,尽可能使它们得到发表的机会,好像从来没有给我打过退票……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也是从文先生给取的书名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就在那个集子里,收容了我初期那些幼稚习作中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虽然迭经变乱,我竟奇迹似的保留下一份经过从文先生签字的出版契约,成为自己漫长写作历史上一个值得回忆的纪念。有一天,我去看望他。谈话的内容照例是一些关于写作方面的事情。他忽然微笑着问道:“我看你发表的作品不算少了,编得成一本书了吧?怎么样,编它一本好不好?”

  能够把写下来的习作编成书出版,对我当然是一个望外的喜讯,刹那间自然也顾不得习作的幼稚粗陋,忘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仅立刻表示了同意,而且一回住处就满怀兴奋地做起编选工作。当时还有种种依赖思想,觉得反正还有一位前辈在那里把关,自己只要收集一下就行。

  过了几天,我就把一大包发表过的稿子送到从文先生家里去,请他再给我看一看,选一选。几天以后,我又性急地跑去找他,他依然微笑着告诉我道:“书已经给你编起来了,取了其中一篇的题目做书名,就叫做《夜宿集》,好不好?”

  不待说,我也马上表示了热切的赞同。

  “那么,”他接着说,“我把它推荐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他们正委托我编一套创作丛书,你这个集子就算作中间的一本,好不好?”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全国最大的书店,如果不是有人推荐,一般很少接受像我这样初学写作者的稿子,可以想见我对他的感激。这占去了沈从文的许多时间。他本拟续《边城》之后,进而完成描写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分别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为背景,终因扶植青年作者而付之阙如。

  ……本拟写十个,用沅水作背景,名《十城记》。时华北闹“独立”,时局日益紧张,编《大公报·文艺》,大部分时间都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来不及,只好放弃。

  *

  沈从文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那些生活上处于困境的文学青年。卞之琳自费出版第一个诗集时,沈从文就曾提供过资助。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每月可从报社获取100元的报酬,这些钱却大部分被用于请作者吃饭,给青年作者预支稿酬上了。——他经历过无望无助的人生痛苦,能更切身地体会到一个穷困的文学青年,在中国现实环境里所必然遭遇的人生悲哀。

  *

  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人。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时常有穷困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尤其到逢年过节,即便家中所剩无多余,也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

  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对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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