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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开幸运之门(1)


  丁玲事件卷起的热浪,随着秋天的到来,已开始降温,并逐渐沉寂下来。但是,较之丁玲事件远为重大、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浓重阴云已经弥漫在华北上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之手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染指华北,发动侵占热河之役,打开了通向华北的门户。严峻的形势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日军侵占华北只是早晚间事。凡爱国者都已意识到,在年轻一代身上注入爱国的民族感情与做人勇气,增强儿童与少壮抵抗忧患的能力,已成为民族文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1932年夏,杨振声接受了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基本读物的使命,甘愿辞去青岛大学校长职务,来到北平,着手组织编撰教科书的班子。

  应杨振声之邀,沈从文也在学期结束之后,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到了北平,和朱自清等人一道参与其事。此后数年间(直到芦沟桥事变为止),他们通力合作,从小学教材起始,循序渐进,并亲自把编成的教材陆续带到师大附小去作实验。在沉默中,他们担负起中华民族儿女应尽的责任。

  自然界的果实有收获的季节,这时,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去北平之前,沈从文与张兆和已商定了结婚的时间,并征得了张兆和父亲的同意。到北平后,他们就着手筹办婚事,可是沈从文身上不名一文。本来,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沈从文月薪100元。按说,这笔钱供他和九妹二人花费已经足够。但沈从文不会安排生活,钱一到手,兄妹二人就上剧院看电影,下馆子吃西餐,很快就花得精光,常常弄得半个月没有饭钱。九妹岳萌成天无所事事,也不上学,说是没钱交学费。张兆和到青岛后,见此情形,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情,摇了摇头,赶紧安排九妹上学读书。想起沈从文到上海去见父亲时,身上穿一件蓝布面的旧狐皮袍,衣襟上满是油渍的情形,张兆和心里起了怜惜之意。这个“乡下人”,实在太不知道如何管顾自己,身边正需要一个人替他照料一切。她本想去北平后再读几年书,而后考虑结婚的事,看来也只好放弃了。

  到北平后,张兆和将自己一只纪念性的戒指,拿给沈从文当掉。这时,他们正暂时寄居在杨振声家里。一次,杨家大司务拿沈从文换下的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的那张当票,立即交给了杨振声。于是,杨振声给沈从文预支了50块钱的薪金作应急消费。后来,杨振声对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

  本来,张兆和是可以结婚为由,向家里要钱的。她的二姐结婚时,父亲就曾给了2000块钱。但沈从文却不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张兆和父亲,表示结婚不要家里给钱。张武龄见信后十分高兴,向家里人夸奖了这个未婚女婿。当初,张兆和读书成绩好,父亲十分欢喜,送了她一本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作为奖励。最后,这本字帖成了张兆和唯一的一份嫁妆。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婚事办得极为简单。没有仪式,也没有主婚人、证婚人。沈从文穿一件蓝毛葛夹袍,张兆和穿一件浅豆色绸旗袍——还是张兆和的大姐在上海给他们赶制的。赶来祝贺的,大多是沈从文在北方几所大学和文学界的朋友。双方家里,张家有大姐元和、四妹充和、大弟宗和及三叔晴江一家;沈家则由沈从文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作代表。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这是一个小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新房内没有什么陈设,四壁空空,婚后才由沈从文选购的书籍和收罗的陶瓷漆器逐渐填满。两张床上,各罩一幅锦缎百子图罩单,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送的,才微显喜庆气氛。

  还是婚前刚把几件必需物件搬入新居的一个晚上,张充和发现一个小偷正在院子里解网篮,便大声呼喊:“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闻言亦大叫:“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应声吆喝。呼叫声里,一阵脚步响,小偷早已爬树上房一溜烟走了。一阵虚张声势过后,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里紧紧抓着一件武器:牙刷。

  对沈从文而言,这一婚姻是圆满的。他得到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忠实伴侣,而且还是一个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孔子曰:三十而立。这时沈从文正步入“而立”之年。命运仿佛有意证明这一“圣人”之言似的,沈从文不仅家立,而且业立。就在他结婚的同一个月里,沈从文应《大公报》之聘,从当年“学衡派”吴宓等人手里,接编了该报的文艺副刊。这不啻为沈从文从事的文学事业插上了另一只翅膀。在此后数年间,沈从文以一人之力,主持《大公报·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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