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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事件”前后(3)


  7月,沈从文写下长篇回忆文字《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上连载。在《记丁玲女士·跋》里,沈从文这样写道:

  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只是“使你们不作奴隶”的希望,他们死的陆续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还仍然准备继续死去。他们应死的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却并不气馁畏缩。只是我想问问:你们年轻人,对于这件事情,有过些什么感想?当不良风气黑暗势力已到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文学家可以凭空失踪,且这作家可以永远失踪,从各方面我们皆寻不着一个能为人权与法律的负责者,也寻不着一个为呼吁人权尊严与法律尊严的负责者时,你们是不是也感到些责任?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较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他看准了他应取的方向,他对于他的牺牲便认为极其自然。他相信光明与正义所在,必不至于因为前面触目惊心的牺牲了,就阻止了后面赴汤蹈火的继续。他明白一页较新的历史,必须要若干年轻人的血写成的。同这个社会中种种恶劣习气作战,同不良制度作战,同愚蠢作战,他就不能吝惜精力与热血,他们力尽气竭后,倒下去,僵了,腐烂了,好像完事了。在一般人记忆中,初初留下一个鲜明活跃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尽了。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强悍的生,悲惨的死,是永远不会为你们年轻人忘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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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记丁玲女士》结集为《记丁玲》交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时,却遭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图书审查委员会的严重删削。书末的《编者话》说: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所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1932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能全部发表,特志数语,以告读者。

  《记丁玲》出版的当天,鲁迅在致赵家璧的信中,这样写道:

  《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以后的新书,有几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罢。

  自然,丁玲事实上没有被杀害,而是被秘密囚禁于南京。1933年10月至年底,曾转移至莫干山,随后复被软禁于南京。因丁玲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过什么审讯”的字条,监禁较前略见松宽。1936年1月,丁玲开始在《大公报》、《文季月刊》上发表文章,冀望透过作品,向外界发出信号。于是,丁玲的住址立即为沈从文所知。(《大公报·文艺》这时虽然已由萧乾署名主编,沈从文仍是实际上的“顾问”)不久,沈从文便去南京苜蓿园探望丁玲。可是,丁玲心里,对沈从文却有了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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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原来在1933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

  1929年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204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和我母亲住二层楼。1931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同我去,住在我家中,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11天,即5月25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6月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52号、53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编者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很使我们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6月1日)。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她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

  此后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前面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

  *

  关于借用沈从文的名义接丁玲母亲到上海一事,丁玲显然把后来的印象提前了。沈从文去南京看望丁玲,是1936年初的事。在同一篇回忆录里,丁玲叙述她得知此事是在1936年5月去北京见到王会悟以后。

  我很奇怪为什么她(指王会悟——笔者注)对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就因为1933年我被绑架后,王会悟仍在上海,她写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我母亲,说我平安无事,说有许多人在营救我。她怕我母亲不相信而难过,便今天写信用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个人的名字,还用了沈从文的名字。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

  丁玲提及的两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已无从确证,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由第三者转叙的。沈从文是否轻信了吴铁城的电报?就在《独立评论》刊登胡适“附记”的当天,沈从文写了《丁玲女士失踪》,驳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如果说,沈从文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要丁玲母亲来上海,是出于沈从文的“胆小,怕受牵连”,又何来《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于在营救丁玲活动中署名?难道后者的风险比前者要小?至于路过常德不去看望丁母事,丁玲是所母亲转述的,丁母又是听第二师范学生转叙的。若确有其事,沈从文的原话如何?

  在纪实性散文《湘行散记》里,沈从文叙述他那次路过常德时,是住在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曾芹轩的旅馆里的。而这次返乡的原因,是沈从文母亲病危。到凤凰后,沈从文在家里只住了三天,便匆匆返回北平。过了不久,沈母即病逝。即便有第二师范学生要沈从文去看丁母事,沈从文因急于返乡探望病危的母亲,而未能去看望丁母,从人情上也说不上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嫌。既然不怕牵连来看望仍被软禁的丁玲本人,难道还怕因看望丁母受奉连?至于说沈从文对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似乎也出于丁玲的主观感觉。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远跑来自讨没趣?——人世极为复杂,这些自然都是些难以索解之谜,只能交付后来者根据各自的人生经验去判断了。

  然而,终因丁玲心存的“芥蒂”——无论起自何时,基本上埋葬了她与沈从文的友谊。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的友谊,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动人的一页。我们惋惜这一友谊的终结。可是,一种友谊的维持与了结,原是当事双方的权利,是不能勉强,也无可奈何之事。历史以它自身的固有逻辑,将这友谊最终撕毁给人看,本不足奇。然而,若从深处咀嚼这种变化,却不免勾起人们淡淡的惆怅和无言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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