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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事件”前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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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处,所犯何罪,也不明白。

  且据传说,则其人又有业已为某方害死的消息。这传说我希望它不是事实,但政府也应当用别的方法证明,这是个不实谣言,且应当即刻公开审讯。人若当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缢杀也好,仿照别一处处治盗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道提倡对于本国有知识青年的残杀,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绝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议,因为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背后,就包含得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它结果。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当全个民族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节,还各装模作样,以高雅自居,或写点都市文明浮面的光影,或填小词造谣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佯充清流,以文学作消遣,于政府各官办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从所谓党的文艺政策下,会计手中攫取稿费若干,无事便聚处一堂,高谈希腊、罗马以送长日。即由此上海小有产者与小游民兴味与观念,支配国内年轻人兴味与观念。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困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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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了营救丁玲、潘梓年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沈从文皆列名其中。6月,营救丁玲最得力者杨杏佛,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同时,报纸和社会上盛传丁玲已被杀害。这并非事实的误传,由于相信者众,沈从文从各方面熟人朋友处打听,皆以其事为真,也不由沈从文不信。

  在确信这一传言的前提下,沈从文于同月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以寄托对死难朋友的哀思。

  这是一篇以丁玲死难消息为背景的纪实小说。主人公实际上是那个没有直接出场的“孟轲”。作品通过另外三个女性——黑凤、仪青、蒲静的议论,从侧面赞萨了孟轲的“不俗气”,“革命、吃苦”,“切实工作”,“朴素”而“不把那点经验炫人”、“不矜持”,“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的优良气质和品格。当黑凤收到未婚夫“璇若”拍回的孟轲已经被害的电报后,小说这样描述黑凤的反应:

  她努力想把自己弄得强硬结实一点,不许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是很当然的。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日子而生活。为了一个远远的理想,去在各种折磨里打发他的日子,为理想而死,这不是很自然的么?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烂了,便在那条路上,填补一些新来的更年轻更结实的家伙,便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地图不是终究就会变换了颜色么?她现在好像完了,全部的事并不完结。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应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她自己的确并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仪青会先告她梦里驾驭小船的经验,以及那点任意所之的快乐,但她却将告给仪青这个电报的内容,给仪青早上一份重重的悲戚!她记起仪青那个花圈了,赶忙到食堂里把它找到,挂到书房中孟轲送她的一张半身像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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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月间,围绕丁玲失踪事件,社会上谣传纷纭。说丁玲已被杀害者有之,说丁玲向国民党当局自首者亦有之,事实真相被掩盖了,使人感到扑朔迷离。国民党当局慑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拒不承认逮捕了丁玲。一方面,文化界民主、进步人士坚持向国民党政府要人,并澄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者则利用报刊编织、散布谣言,对丁玲实行人身诬陷。其时,一个名叫张铁生的燕京大学学生,在报上著文,渲染丁玲正和一个姓马的特务在莫干山同居。

  沈从文痛恨这些没人心者的造谣,并坚信丁玲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6月4日,他再次执笔,写下《丁玲女士失踪》,于6月12日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援引了丁玲托人带出的口信“我已被诱捕,不自由”和上海公安局否认捕人的消息,坚持认为“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捕,且非法律手续捕去”,对国民党政府的暗杀政策提出抗议。末了,沈从文愤怒地写道:为这件事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年轻人“自卫”且指示自卫方法外,别无再好的话可说。

  沈从文的辩护招来了张铁生的攻击和漫骂,并极为下流地编造有关沈从文和丁玲的谣言在《庸报》上发表,文章充满了不堪入目的污秽语言。张铁生的卑劣行径激起了沈从文周围人们的愤怒。《大公报》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鼓励沈从文向法院起诉,同张铁生打官司。王芸生也对沈从文说:我们出钱,你去法院告他。《庸报》得知这一消息,赶紧派人向沈从文道歉,事情才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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