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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事件”前后(1)


  1932年底,沈从文收到张允和、张兆和姐妹俩发来的有关婚事已获应允的电报。长达四年之久的耐心与期待终于有了预期的回响,沈从文心里蓄满了莫可名状的喜悦。一俟学期结束,他便立即动身赶往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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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来苏州,是同年寒假,穿件蓝布面子的破狐皮袍。我们同他熟了些,便一刻不离地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嚎,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

  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那时我爸爸同继母仍在上海。沈二哥同三姐去上海看他们。会见后,爸爸同他很谈得来。这次的相会,的确有相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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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见面,决定了沈从文与张兆和婚约的成立。随后,张兆和便伴随沈从文一同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和她在一起编中文书目的,还有一位后来改名江青的年轻女性。其时,江青一边在学校做点事,一边读点书,沈从文所教的写作课是她选修的科目。后来,江青对外国记者说,那时,沈从文每每要她一周写一篇文章。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不料30多年后,这个女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不可一世的角色,并直接导演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悲剧,而她与沈从文这一人生的“偶然”,还插下了沈从文人生道路上后来一段传奇的因子。

  自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以来,两人到这时才真正进入相互恋爱的阶段。这时,“乡下人”有了进一步期待,萌生了结婚的念头。两人在一起时,沈从文试探着对张兆和说:那些信已快写完了,所以天就放她和他来一处作事。倘若她不十分讨厌他,似乎应当想一想,用什么方法使他那点痴处保留下来,成为她生命中一种装饰。

  张兆和笑着对他说:“我实在不大懂这个问题,因为问题太艰深。倘若当真把信写完了,那么就不必再写,岂不省事?”沈从文感到自己的心被刺了一下,神气间有点不高兴。这神气被张兆和感觉到了,她随即问他:“为什么有好多很好看的女人你不麻烦,却老是缠着我?我又不是什么美人,为人老实不中用,实在很平凡。”沈从文说:“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我认识许多女子,但能征服我,统一我,只有你有这种魔力和能力。”

  这一类相互间的辩难与究询,原是一对恋人常有的节目。偶尔无意间作成的对方自尊心的受损,似乎反倒是增加爱情甜蜜的一种佐料。无涯的大海和海边的阳光放大了沈从文的人格,增加了生命的热能;张兆和来到青岛减轻了沈从文的孤独与寂寞,爱情的泉流滋润着干渴与受到伤损的灵魂,沈从文正把一颗心停泊到一个幸福与宁静的港湾。

  1933年5月14日,与丁玲同居的冯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址。同日,丁玲在上海寓所和潘梓年一道被秘密逮捕,不久,同冯达一起被转移到南京囚禁。

  丁玲失踪的消息,很快被上海、北平、天津的报刊报露了出来。沈从文从报上看到的这一消息,又被上海方面的朋友来信证实后,他被惊呆了。

  又一个作为前进作家的朋友落入了国民党政府当局有意设计的圈套!在虚空中,沈从文仿佛望见了三年前胡也频的身影,想起胡也频过去的种种,心里有了一点隐痛,隐隐约约地感到丁玲与胡也频二人共同的命运!……当年北京农业大学的六个朋友,张采真、胡也频等人的行列里,似乎又加入一个丁玲,他们的命运结成一个必然的环链,各人接受着黑暗社会里一份无法规避的命运……一个朋友的声音:“我亲眼见过,在江西,‘剿共’的军队,用一大桶石灰,解决二百余名厌弃内战的逃兵!”……仿佛在一个黑沉沉的夜里,丁玲在被几个凶恶的大汉,强行塞进一个麻袋,向黄埔江里投去……

  一股愤火从丹田升起,他要向社会控诉国民党秘密逮捕、屠杀进步作家的非法行径。5月25日,即在丁玲失踪11天后,沈从文奋笔疾书,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6月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公开发表了出来: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国民党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不敢苟同。像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青年人一个极坏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的种子在一切人记忆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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