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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与“死别”(3)


  沈从文担心作家中龙蛇不一,人心难齐,所寄的希望又是那么大,末了又要落空。

  胡也频说:“干吗你知道做不好?希望大一点不妨碍事业的完成。做不到的我们总要去做,没做过的我们去试做做看,这是应当的。用较生疏的较艰难的事,来训练我们的组织协作能力,即或失败,也比因为畏难苟安的保持现状好些。何况我们又明明白白知道保守现状太吃亏了一点,希望政府同希望商人同样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不来办,谁还来办?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面,既然是几十个人撑持到它,因为本身的艰难,不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还等到另一个时代的人来为我们呼冤,这种做人的态度,也是不合理的。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打算,需要一种使个人权利保障稳固一点的组织,我们为时代稍后力量较弱的人,也应当打算一下,做一点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我望到那张瘦脸,什么话也不能说,因为他的话说得极对,而我对一切不抱希望的心情,似乎同我生活十分习惯。我心里想说:你也许比我“作得认真”,我也许比你“想得透彻”。但我当时什么也不说。

  因一个同事约沈从文去四马路吃饭,12点30分,两人便一道出去。因天气寒冷,见胡也频身上单薄,沈从文便把自己刚做好的一件海虎绒棉袍让他穿山。两人走到惠罗公司前面,胡也频说他要先去先施公司买做挽联的白布,于是就分手了。

  下午,沈从文去万宜坊写对联,胡也频还没回家;晚上再去,胡也频仍然没有回来。

  原来,胡也频与沈从文分手后,便先买了白布,然后去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何梦熊主持召开的会议。这时,正值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不顾代表的异议,强行将王明选入中央委员会。罗章龙、何梦熊等人不服,联合成立非常委员会,并于1月17日这天,分别召开全国总工会和江苏省委会议。不料被国民党军警察觉,江苏省委全体成员以及包括胡也频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左联五烈士”全部被捕。

  注: 《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沈从文从胡也频住处看对联回来,已是深夜。刚回到住处,就急匆匆走来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头,说自己是管监的,受胡也频之托,来送信的,并随手递过一张胡也频亲笔写的便条:

  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商量,保我出来。

  第二天,沈从文赶紧找到胡适。胡适说:“那不行,我们想办法。”晚上,沈从文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并找到李达及夫人王会悟、施存统、朱谦之,大家一起在西门里李达家里商量营救办法。最后议定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放人。先是沈从文一人到了南京,其时正式蔡元培在国民党内无从说话的时候。又找到邵力子,邵力子说这事无从措力,却同意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事情未得结果,返回上海。第二次再同丁玲一起来到南京,住在左恭家里(左恭这时正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大家要沈从文去找陈立夫,以作家身份要国民党当局放人。

  通过熟人从中斡旋,沈从文终于见到了陈立夫,并向他说明来意。陈立夫说:“这事不归我管,我可以调查一下。”

  虽然在实际上,逮捕胡也频等人,是由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经办的,但沈从文看出陈立夫同他也不过是虚与委蛇。不想陈立夫反过来劝他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做事。沈从文也照样虚以委蛇,故意含糊其辞,引开话题,和陈立夫谈了三个小时的“唯生论”。

  此路不通,沈从文和丁玲返回上海。丁玲反复说:“我老早就知道,没有希望,白跑了一趟。”于是,大家又商量请律师,并找到张仲石。律师说,“这官司不好打”,婉言谢绝了。

  天阴沉沉的,空中飞飞扬扬地飘着雪花,门外人行道上一片泥泞,天气极冷,这是指定探监的日子。沈从文陪着丁玲,一大早就赶到了龙华监狱。丁玲带了一包预备送胡也频的食物和衣服,穿一件灰布棉衣,如同一个在纱厂做工的乡村女子。

  注: 胡先生,即胡适

  他俩同几百名探监者一道,伫立在凛冽的寒风里,焦急地等候着登记。两人相对默然无语,各人心里凄惨惨的。

  等了半天,送上条子,却不准进去。幸亏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两人随了人流,一涌就进去了。好容易通过了一道道警戒森严的关卡和岗哨,进到里面排队等候。看守收下送给胡也频的东西,打了收条,却仍不准见面。看守说,惟一可办到的,是让他送一点钱给胡也频,这样可以从远处看到胡也频走过。两人只得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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