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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与“死别”(2)


  沈从文的疑惧,并不涉及对共产党人的评价。虽然,他觉得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目前现实“太相悬隔”,但他佩服那些始终忠实自己的理想,为社会翻身目不旁瞬的共产党人的雄强精神。在他的朋友中,并不缺少这种人。甚至就在这时,他与共产党员董秋斯等人的交往仍然十分密切。见面时,董秋斯等人也是对他什么话都说,从不回避。然而,在他自己,却只想走自己选定的文学道路。他是为了摆脱人身的依附,取得人生的“独立”,才走出湘西的。因而,他担心任何一种新的“依附”都会使这种“独立”失去。——他挣脱不了过去噩梦般的经历的羁绊。

  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的这支笔。

  持有这种态度的沈从文,在丁玲看来,自然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而胡也频“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但“他怎么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因为他和沈从文“曾像亲兄弟过”。

  正如沈从文对左翼文学运动不免“隔膜”,胡也频于丁玲对沈从文的了解也有了些“隔膜”。这三个朋友间的友谊,出现了一条看不见的裂痕。这裂痕,使沈从文和胡也频再也无从在各人的行为方式上完全相互理解。

  ……另外一些时节,到他那里去,也常见他躺在床上,依乎生着一种气。问他“写了什么”时,总说“什么也不写”。似似乎在为人类愚蠢生气,为自己同这愚蠢作战而疲倦了,也不能不生气。我明白那个,我一定明白的。但在他那一方面看来,我却是个不明白自己的人;对于自己缺少自信,对于自己稿件随意卖去……证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不明白自己的人,却并不失去了了解别人的权利。所以由我这一方面看来,似乎觉得他也有些不明白处。他不大赞同我那种“自苦”,我也不大赞同他那种“自苦”。

  1930年,由于胡适预备离开中国公学,而沈从文在个人生活上又太不会“独立”,常常弄得一塌糊涂。胡适便对沈从文说:“你还是去武汉大学,让凌淑华管管你的生活。”这年秋天,沈从文离开上海,去武汉大学担任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在武汉大学期间,凌淑华对他十分关切,家里凡有好菜都要叫他。陈源还劝他学点英文:“学好了,保证介绍你去英国读书。”沈从文也做过这种尝试,其结果,却连26个英文字母也念不准,只好作罢。

  其时,武汉正不时有战争发生。沈从文外出时,总要碰上一队队士兵,有时还遇见杀人。每当这时,他就像一个无业游民,傍到街墙脚下去,或被卷入人群,看那不可避免的一幕发生。——时间仿佛将他拉回到十多年前的岁月里去。看到那颗被砍下的血淋淋人头,和杀人士兵脖子上的肮脏人头,他感到一种灵魂的战栗和至深的痛苦。十多年来,自己从湘西跑到都市,却依旧无从挣脱过去的现实,还始终得生活在这种可怕的人生景象中。

  他感到极度愤懑,觉得自己也要杀人,杀那些滥用权力无端杀人的人。在偶尔写给胡也频的信中,他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感想。胡也频却在给他的回信中说:

  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的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你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吗你不想一点像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

  1931年1月,在学校放寒假期间,沈从文回到上海,住在北京路清华同学会的宿舍里。

  这时,胡也频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推选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代表。丁玲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也有两个月,胡也频更见忙碌了。由于种种原因,胡也频和丁玲正酝酿再次搬家的事。

  1月17日中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住处,说他正想搬家,却到处借不到一个钱。而房东的小儿子又死了,总得送一点礼。他想送一副挽联,要沈从文替他想好挽联的措辞,下午到他那里去写。然后又和沈从文谈及有人建议成立作家协会的事。胡也频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机构产生,形成一支与商人对抗的力量,以争取作家的权益,并指导和监督向国际文化发展的工作。

  注: 《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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