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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坡赛路号(3)


  虽然,一些新开张的书店,如光华、神州国光、华通等,出书时都要沈从文给他们打头炮,为得到他的书稿,正慷慨大方地赠与他“名家”、“天才”各种名头,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费时,却极尽敷衍、拖欠、赖账之能事,常常让沈从文失望而归。1928至1929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发表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中华、华光各书店,就分别出版了沈从文的十多个作品集。可是,书出来后,沈从文却总是不能按时得到应有的报酬,常常不得不亲自上门索取,他解嘲似地称自己为“文丐”。尽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愿。1928年10月,光华书店一次就出了沈从文的两个小说集——《山鬼》和《长夏》,可是吝啬的书店老板给了100块钱就再也不给了。

  由于手头窘迫,沈从文从法租界动身到四马路去,请求书店从他应得的份额中支出几十块钱,以应付家里的燃眉之需。

  他走进书店,在柜台边找到办事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这不行。”办事人回答说。

  沈从文说:“手头紧,等着用钱,房租、水电费要钱,家里病人等着看病。你们譬如作好事……不给可不行。”那办事人望望沈从文,却不作声。那神气仿佛在说:“怎么不行?”

  “凡是我应该得的钱就要,别的无话。”

  办事人笑笑,带着“一个钱也不行,别无可答”的神气,嘴里却这样说:

  “经理有话,说还有人一个钱也没拿呢。”

  ……沈从文嗫嚅着,再也无言以对。他只感到全身软了下去,似乎四周都有眼睛盯着他,好像不是书店欠他的钱,倒是他跑上门来无理取闹,他站在柜台边,不说话也不走,只呆呆地看着到书店来买书的人进进出出。有的人正拿起沈从文写的书,翻看,付款,离去;又有人以为沈从文是书店的伙计,要他取书来看,沈从文心里想:一些人买书,一些人赚钱,而作者却两手空空。所谓新文学运动的扩张,意思就是把这种关系显明地维持而已。

  书店的办事人不再理会沈从文,已经忙别的去了。沈从文知道等下去不是办法,空手来还得空手去,便离开柜台,走出书店大门。他感到十分疲乏,便在门口石凳上坐了下来,漫无目的地望着街景。进进出出的购书读者,不时有人有意无意地望了沈从文一眼。他们中正有着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呆头呆脑坐在石凳上的人,正是被书店老板和刊物编辑廉价地赠与“天才”桂冠的沈从文。想到10年来新文学作者受着官商的压迫,单靠写作几乎难以为生,如同自己一样,在旁人难以想像的情形中挣扎,一些小报却正在造谣说自己发迹买了一幢大房子;然而,也正由于这些书店老板的竞卖,无意中将新文学作品向读者中普及,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沈从文不由得流露一丝苦笑。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沈从文仍然呆坐着。大约是坐得书店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他们以为沈从文正在生书店的气,赖在这里不肯走,终于走出一个熟人,客气地对他说:“等经理回来,我们再同他说说,你明天再来看结果,如何?”

  这一来,沈从文不走不行了。他的精神结构里,缺少鲁迅赞扬过的上海“青皮”气质,面皮太软,无法与人争斗翻脸。门坎极精的上海书店老板们,大约正摸透了他的脾性,才这样软硬兼施地与他敷衍、搪塞。

  沈从文走出四马路过东新桥时,夜幕已经落了下来,路灯放射出的惨黄的光芒,照得苏州河面泛起一片黯淡的回光。

  唯一的办法还是伏案写作,再将写成的新作廉价地卖出去。然而贫与病似乎是孪生兄弟,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劳累,使沈从文的身体十分虚弱。不知是不是他在保靖那场大病后留下的后遗症,每当他坐在斗室里,面对一堵白色粉墙伏案写作时,三天两头会突然头痛难禁,接着便是不停地流鼻血。那情景十分骇人,常常弄得嘴角、下巴、衣襟、稿纸以及用来揩拭的毛巾上全都血迹模糊。一次,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万孚夫妇来看沈从文,当他们推开门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们惊呆了,只听得“啊呀”一声,陈万孚夫人竟吓得昏倒过去。结果,累得大家忙着去请医生,反过来抢救这位夫人。

  每当这时,沈从文的心境总是十分悲凉,绝望的阴影不时掠过他的心头。在这两年间他所写的文字中,“自杀”、“死亡”以极高的频率反复出现。那些带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如《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不死日记》里的主人公,在贫病和社会黑暗的两面夹击下,常常免不了自杀的悲剧结局。这自然是沈从文心理情绪的反射。沈从文自己并没有试图自杀,他还冀望通过艰难的挣扎,去证实生命的价值。他常常想:

  ……我还是应当把命运扔给我的一切,紧紧捏在手上,过着未来许多日子的。我还应当看许多世界上的事情。

  由于不忍心看着自己连累儿子受苦,沈从文的母亲终于在1928年年底(或1929年初)离开上海,独自返回湘西去了。

  1929年春,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所办的刊物,已开始险象环生,《人间》月刊出到第4期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好《红黑》。然而,他们的这一场冒险,似乎从一开始就预定了悲剧结局。到8月,终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红黑》也成了商业竞争的牺牲品。从最初的筹备,到《红黑》最终停刊,一年的经营,他们非但未能赚钱赢利,一结帐,甚至连原先的本钱也赔了进去。但也就在这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4期《人间》,8期《红黑》,各自写了许多作品。除《红黑》、《人间》上发表的以外,还以红黑出版社及《二○四号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七种小说单行本。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在萨坡赛路起首,丁玲的《韦护》在这里诞生,沈从文的《龙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小说也在这里完成,他们终于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迹。

  为谋今后的出路和偿还所欠债务,三人商议分头去找事作。沈从文决定去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这时,恰好济南方面正托冯沅君、陆侃如——两人也在中国公学兼课——帮助物色合适的中学教员,于是,由冯沅君、陆侃如介绍,胡也频决定去济南教书。8月,沈从文将九妹寄住在董秋斯夫妇家里(董秋斯夫人蔡咏棠,正担任史沫特莱的秘书),独自搬到吴淞去了。1930年初,胡也频离开上海去了山东。一个多月后,丁玲也从上海动身,赶到济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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