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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坡赛路号(2)


  在《红黑》发刊词《释名》里,他们这样写道:红黑两个字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合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但我们不敢掠美。我们取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总得”意思……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这个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发刊词流露出沈从文一贯坚持的不从外部形式上俯就“时代兴味”的思想倾向,和坚持刊物独立地走自己的路的决心。《释名》代表着三人当时的共同心声。

  我们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日趋寂寞的新文学重新再能够兴奋一次。

  那时节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秒空气,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

  虽然在这期间,沈从文不愿、也没有卷入文坛的论争,但文学论争所涉及的一些实质问题,却不能不促使沈从文思考。他反对文学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那样一来,文学就会成为政治的副产品或点缀物。他看到了因此而出现的文学创作中的弊端:因为有“思想”,他们就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以及不下于国际联盟那种与20世纪中国某公馆厨子毫不相干的问题。他们想到革命,就写革命,……他们能得大众的了解和同情,是他们把习惯的一套给了时代,不像是时代真正给了他们什么。然而,沈从文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又不能不在宽泛的意义上与社会政治问题发生联系。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矛盾统一现象,现实地摆在沈从文的面前。倘若将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手段,并非为着追赶政治时髦,而是出于作家严肃的选择与真诚的追求,——他不否认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又当如何?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风暴,有什么不成?

  沈从文一面在心里这样问,又一面在心里回答说:文学原许可人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面,但认清了这方面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

  文学是用生活作依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乏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

  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作出努力。相反,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也从未脱离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向人类远景凝眸这一总的追求。然而,他却宁愿走一条在他看来虽不“切于效率”,却更带长远影响的文学创作道路。这是与他对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的确认分不开的:

  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既不屑充当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以获取政府的津贴;又不愿效法商人,迎合读者的一般趣味以赢利,他们的努力不能不是一次天真的冒险。其结果,他们不得不一面为刊物而奔忙,一面应付沉重的生活压力。自1928年来到上海以后,沈从文不得不为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挣扎。在北京时,沈从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30元的固定稿费收入。眼下,虽然每月的稿费收入已超出这个数目的几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标准,每月20元房租,10元水电费,加上三口人吃饭,每月支出至少在100元以上。这时,母亲的肺病正逐渐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妹又要上学。治病、上学的开支也得靠卖文筹措。而上海各书店的惯例,10万字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100元左右的稿酬。除办刊物外,沈从文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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