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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配角(3)


  丁玲从冯雪峰那里,获得的是一种灵与肉相统一的真正爱情。他们三人之间风波的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这理智,当然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信守,而是出于丁玲不忍破坏自己与胡也频之间“坚固的感情联系”。既然丁玲对冯雪峰的爱具有不可他移的性质,那么她与胡也频之间的这种感情,似乎与爱情并非一回事。丁玲对尼姆·韦尔斯的谈话,是关于三人间关系的坦率的自白,应当是可信的。这在丁玲写于1931和1932年的两封《不算情书》里,已有过同样的表白。——《不算情书》也不算经过艺术虚构的小说,应当是丁玲当时感情的真实记录。

  *

  我不否定,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孩子般好像用爱情作游戏,我们造作出一切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一样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才见到了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

  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这里过,我把极小的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

  ……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就好了。我常常想能睡在你怀里一次。

  *

  显然,丁玲这里所说的对胡也频的爱。不是男女间的情爱,而是类乎密友或兄妹之间的爱。只有这种解释才能与丁玲对尼姆·韦尔斯的谈话相一致。如果这一推断不算错误,那么三人间关系最后处理的结果,对每个人都只能是一场悲剧。但在生活的表层上,胡也频和丁玲的关系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像一对度蜜月的伴侣”,在西湖边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这在沈从文看来,当然是一种喜剧结局。以至在8月间他去西湖灵隐石笋峰时,由胡也频和丁玲陪同,参观了两人在葛岭的住处,还兴致极高地听胡也频指点自己所写的《来了客的黑夜》里的那个“贼人”,当真从某处爬入、某处逃走。——这个蒙在鼓里的配角,不能不又一次地在《记丁玲》中陷入主观推测。在《记胡也频》里,他自己也承认“这问题,结束到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然而,就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平息下去不久,一些关于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的“三角恋爱”的传闻,开始在上海滩不径而走,随后还变成文坛艳闻出现在上海的小报上。例如刊登在《雷雨》创刊号上的《丁玲小传》,就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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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以为虑。有时为妒嫉,或为经济问题、思想问题他们激烈争斗过,但总的来说,他们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他们作诗写小说,还绘画,出版了各种杂志。但结果都遭到失败或被封禁。

  *

  沈从文听到有关传闻是在1931年1月。那是他从武汉大学返回上海的寒假期间,一些热心的熟人朋友当面向他提及的。这在《记胡也频》里有过隐隐约约的透露: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丁玲将这种传闻的起因归于《记丁玲》一书中所说的三个人的“同住”。在《胡也频》一文中,她谈及《记丁玲》在海内外引起的种种猜测后说:上述所谓的“同住”就是问题之一,国内外来信询问的也频不乏人。

  在《记丁玲》里,沈从文是在叙述胡也频拿丁玲想当电影演员而终于失望的往事,和丁玲开玩笑一事后说:说到这些事情时,已在儿人同住上海的时节。在另一处,沈从文写道:两人皆觉得非迁个住处不可,恰好我住在新民邨也正需要搬家,故商量去找一相当房屋,预备三人同时可以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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