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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配角(2)


  沈从文终于从两人的辩难和陈述中,明白了这次争吵的起因和主题所在。

  原来还是住在北京汉园公寓时,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文章都有了出路,三人却打算依靠稿费的收入,将来到日本去读书。要去日本,需先学日语,而要学日语,又需教日语的人。起初,这只不过是挂在三人口头上的梦想。可是,在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后,丁玲已开始实行这个计划,已由王三辛介绍冯雪峰来教丁玲的日语。然而如此一来,在胡也频和丁玲原先表面平静的生活里,掀起了极为尴尬的情感波涛。

  自然的,这先生上课一礼拜后,两人之间便皆明白了这种学习有了错误,她并不适宜于跟这个人学日文,他却业已起始跟她学习爱情了。沈从文显然被蒙在了鼓里,丁玲自己并不以为这是什么错误。她在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1927年冬天,王三辛介绍他来教我日文。那时,留在北京的左倾知识分子较少,我们都因种种关系,限于条件,未能到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去,既感到寂寞,又十分向往。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共的“四·一二”事变以后,经常听到一些使人沉痛的消息时,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

  不久,1928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奔忙。当然不只是谈革命,也谈爱情。由于两人之间爱情的火焰愈燃愈炽,冯雪峰准备继续留在北京。丁玲不同意这么做。于是,冯雪峰先到了上海,并去杭州葛岭为丁玲、胡也频租了房子。随后,丁玲和胡也频也赶到上海。在胡也频与丁玲发生争吵的第二天,两人又一起去了杭州。而沈从文却以为他们去杭州,是“为了逃避这种感情纠纷”。——他又一次被蒙在鼓里。

  在他们去杭州后大约第六天晚上,胡也频又独自形色匆匆地跑到了沈从文的住处。沈从文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返回上海时,胡也频脸上露出凄惨的微笑,只说自己不再回杭州。等两人在床上躺下后,沈从文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胡也频怒气冲冲地申诉了因冯雪峰在杭州的介入所出现的难堪局面,以及自己和丁玲虽同居数年,却仍在某种“客气”情形中相处的种种情形。沈从文想起几天前两人发生争吵时,胡也频粗暴地用腕力挟持丁玲,并晃起拳头威胁她时,争着吵着的丁玲反倒安静下来的情景,以为一个女性固然需要男子的柔情,有时也需要一点“粗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遂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夫妻生活的科学知识,说给胡也频听,并劝他回到丁玲身边去。第二天,胡也频听从沈从文劝告,重返杭州去了。不久,发生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终于以冯雪峰离开杭州平息了下去。得到消息,沈从文以为是自己的建议起了作用,还颇为自得。这个呆子,又一次以主观臆测代替了事实——他将胡也频与丁玲之间的冲突,单纯地归因于男女间生理上的不相谐和。

  事实上,在丁玲与冯雪峰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双方在灵与肉两方面都感到满足的爱情,丁玲所自称的“伟大的罗曼史”。而在当时,丁玲既不可能将自己的真实感情告诉胡也频,更不会向沈从文吐露,这是可以理解的。几年后,她向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时说:

  *

  ……随即我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和胡也频结过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

  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是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胡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这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虽然这故事现在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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