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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者之歌(2)


  日来的风也太猖狂了!我为了扫除我星期日的寂寞,不得不跑到东城一位友人家中去消蚀这一段生命。诅咒着风的无聊,也许人人都一样,但是我同你在车上并排坐着,我却对这风私下致过许多谢忱了。风若知同情不幸的人们,只要稍稍的因顾忌到一切的摧残而休息一阵,我又哪能有这样幸福?你那女王般骄傲使我为心里生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恕的自谴。我觉得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这呆子!这怪物,这可厌的东西……当我惯于自伤的眼泪刚要跑出眶外时,我以为同坐另外几个人,正这样不客气的把冷酷的视线投到我身上,露出鄙视的神气。

  到这世上,我把被爱的一切外缘早已挫折消失殆尽了,我哪能再振勇气多看你一眼?

  你大概也见到东单时颓然下车的我,但这对你值不得在印象中久占,至多在当时感到一种座位松宽的舒适罢了!你又哪能知道车座上的一忽儿,一个同座不能给人以愉快的,平常而且褴褛的少年,心中会有许多不相干的眼泪待流?

  *

  这是作者卑微心理的真实袒露,凄清而忧伤。这类作品在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中,占极大比重。它们叙写着作者来到都市的最初阶段,在人生旅途上的各种遭遇和内心感慨。有时,一声鸡啼、一辆水车、一个花瓶、几茎小草、几叶浮萍,都能勾起沈从文对自己卑微人生的感喟,折射出当时一般小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人世的坎坷不平。“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人海里,更何处去寻同情与爱?”——摆脱人生卑微处境和都市冷漠,获得人间温暖与人生平等的内心欲求溢于言表。曾有人说,这是一个穷家子急欲爬进上流社会的心理反映。话虽说得刻薄,却也源于同一现象。这种人生无所依凭的卑微感,必然生长出对社会的敌视:“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的敌人!法度、教育、实业、道德、官僚……一切的一切,无有不是。”其实,这正如同对处境优裕的人们的欣羡,同属未能获得社会确认的青年人极易产生的心态,也难以从中得出否定社会一切、具有彻底变革现实精神的结论一样。

  甚至,就连这种极度卑微心理本身,也常常同时表现为强烈的自尊。在《第二个狒狒》和《棉鞋》里,一方面,字里行间充满了遭遇屈辱与压抑的卑微感,另一方面,又同时流露出抗拒这种屈辱与压抑的桀傲不驯。自卑与自尊在这里实现着奇妙的统一。在更多的场合,由这种人生卑微感激发的内心痛苦,又透过往事与现实、故土与陌路、乡村与都市的对立表现出来。在占有一半比重的乡村题材作品虽,沈从文扯起了故乡风情绵绵不断的回忆,企图从往事中寻找由友谊和亲情构成的人间温暖与同情。即便在那些往事不堪回首的行伍生活里,似乎也渗透着一种甜蜜。这多数的往事回忆,与其说是沈从文在发掘蕴含其中的社会人生意义,或是着意反映另一个世界的真实(事件本身也确起真实的),不如说是一串连绵的情绪的珠子。那种脉脉温情的细流,恰恰是这个乡下人在都市人生里生活败北上的另一种心理反应形式。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一些在沈从文实际经历中难以想象的可怕人事,反倒一例充溢着某种天真妩媚的情趣。——实际人生在作者笔下作了陌生化的处理。这种感觉有时是极细腻的,并被置于同都市人生直接对比的框架之中。

  至少有两年以上,我没有听到过鸡声了。乡下的鸡,则是民十时在沅州的三里坪农场听过。也许还有别种缘故吧,凡是鸡声,不问它是荒村午夜还是清晨白昼,总能给我一种极深的感动。

  我到菜市场去玩时,看到那些小摊子下面竹罩里,的确也还有些活鲜鲜(能伸翅膀,能走动,能低头用嘴壳去清理翅子但不做声)的鸡。它们如同哑子,挤挤挨挨站着却没有做声。它们之所以不能叫,或者并不是不会叫,因为凡鸡都会叫,就是鸡婆也能“咯咯咯”,只能时时担惊受怕,想着那锋利的刀、沸滚的水,忧愁不堪,把叫的事都忘怀了吧!好比我们人,到忧愁无聊时,不是连讲话也不大愿开口了吗?

  然而我还有不解者,北京的鸡,固然是日陷于宰割忧惧中,难道别地方的鸡,就不是拿来让人宰割的?为什么别地方的鸡就有兴致引吭高歌呢?我于是觉得北京古怪。

  乡村雄鸡与都市公鸡,同样面临宰杀的威胁,在沈从文的感觉里,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状。它们是同一心理状态下两种不同情绪的象征。这“古怪”,是作者的感觉捣的鬼。

  早期创作沿着乡村回忆与都市写实两条线索展开,已经透露出沈从文在乡村世界与都市人生,或者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相互参照中透视人生这一整体创作格局的萌芽。但这并不是有意为之,它只是一种情绪的产物,不是也不可能被置于具哲学意味的理性之光的烛照之下,还没有形成属于成熟期的沈从文的两相比较。这种成熟的比较,不仅需要理性的成熟,还需要伴随理性成熟而来的那种“乡下人”在都市文化面前拥有的心理优势。因为成熟期形成的沈从文在对立与交流的格局中建造的艺术人生的整体构架,是少不了“乡下人”对自身精神优势的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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