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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沫(5)


  景山以为鲁迅的谈话是私下进行的,而给钱玄同的信又未公开发表,沈从文当时可能不知情。其实,这些谈话和信件的大意,沈从文几乎立即就知道了。这很可能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到处传话有关。1931年,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书中,这样说:

  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

  当时,沈从文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同样生了气。人总有自己的尊严,以至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鲁迅见面。1922至1926年,这两位作家同时住在北京;1928年至1931年,他们又同时住在上海,应该是不少见面机会的。在这件事上,鲁迅和沈从文都未能冷静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无论鲁迅还是沈从文,却没有因此影响各自对对方文学成就的评价。沈从文

  在他后来所写的一系列论述中国新文学成就的文章中,始终将鲁迅的创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鲁迅在1935年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这年冬天,胡也频和丁玲第二次返回湖南不久,胡也频一个人回到了北京。但他一离开丁玲,便感到分离的痛苦,不久又借钱赶回湖南。丁玲同样不能忍受这种离别的考验,几乎在胡也频南下的同时,从湖南向北京出发。两人乘坐的船却在洞庭湖里错过了。于是,胡也频再从湖南赶回北京与丁玲相会。这以后,两人在北京不断掉换公寓,一会儿银闸胡同,一会儿孟家大院;一会儿景山东街,一会儿北河沿,最后又搬入汉园公寓。在银闸、景山东街,到汉花园,沈从文都是和他俩住在同一个公寓里。

  当胡也频、丁玲听从刘梦苇的建议,第二次迁入北河沿公寓时,一些在北京的朋友,见他们二人重回北京,就有人建议成立一个文学社,办一个刊物,由丁玲牵头;并从“未名社”社名得到启示,取名为“无须社”。但最终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1926年,南方革命蓬勃发展。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同月北伐军进入长沙;8月攻克岳州;继而在汀泗桥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攻克武昌。随着北伐战争取得进展,南方出现了蓬勃生气。沈从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已纷纷南下;胡也频在海军预备学校时的一批同学,也投身到南方的北伐战争。这两方面的朋友都先后写了信来,要他们去武昌看看。

  当他们商量这事时,三个人都没有去武昌意思。

  理由又简单又切实的是丁玲女士……她的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做文章,不应当过武昌。”

  ——这时,丁玲正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先因《晨报副刊》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继任编辑,文章获得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机会,后又由徐志摩负责《晨报副刊》,文章得到赏识,有了较多发表机会,也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基础。因此,三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三人住进汉园公寓后,有于赓虞、许超远、黎锦明、徐霞村、王森然等人经常与他们过从;女朋友中有凌叔华、黄庐隐等,却不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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