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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路茫茫(3)


  高级官员追求的,只是逛窑子、上馆子、听乐子、讨几个女戏子、找一个好厨子,来它个“五子登科”。统治者从上到下只知有己,对人民作威作福。北京市面的繁荣全靠大帅、少帅、800国会议员支撑。前门大栅栏几个最大铺子,经常出入的只有三种顾客:大官和姨太太,办军需的,妓女。北京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妓院,生意兴隆,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应酬,挥金如土。可是,政府许多机关职员,却积年不发薪水,全靠典押公产应付;各大学多年无人过问,听其自生自灭。

  于是,管市政的卖城墙,管庙坛的买柏树,管宫殿的因偷窃过多,担心难于搪塞,索性一把火将大殿烧掉,来它个死无对证。教育部长将京师图书馆善本书抵押给银行,用来给部员发薪水。住西苑的大兵,也上行下效,撬起圆明园附近路面大麻石,卖给周围学校、人家造墙起房子。然而,北京各公众场所,就连极不起眼的小饭馆里,都写上了“莫谈国事”四个大字;辛亥革命过去十多年了,街上许多行人的头上,仍旧高高地盘着辫子……这一切,似乎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这个社会必须重造,凡事需重新安排!

  沈从文牢记着在保靖时从新报刊上获得的“文学革命”的印象。他认定,要重造社会,必须先从“文学革命”入手,通过文学作品,在国民中注入新的理想和热情。可是,眼下自己连标点符号还不会使用!一切得从头学起,在忍苦耐劳中慢慢求得进展。他坚信注重目前努力对自己、对国家将来的意义。然而,这种独居会馆,去图书馆自行摸索的自学方式,给沈从文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他需要有人来听他倾诉自己的人生经验,也渴望从别人身上获得一些启发。在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后,他的一位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的表弟黄村生来看他,担心他独住会馆,时间长了,于学习、身心两不利,继续下去不是办法。于是特意替他在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一个公寓里,找了一个房间,并介绍了一些朋友。

  新的住处是由原先一个贮煤间略加改造而成的。房间很小,仅可安膝容身,地面潮湿,临时在墙上开了一个窗口,窗口上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房内搁上一张小小写字桌,装一扇旧门。沈从文坦然泰然地搬来住下了,还特地为这个房间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窄而霉小斋”。

  这次搬迁对沈从文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他居住的银闸胡同公寓,是以北京大学红楼为中心,附近几十个大小公寓之一。在这些公寓里,住满了全国各地来北京求学的年轻人。这时,正值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北京大学向一切人开放。虽然,北京其他大学也有旁听生,却都有一定名额限制,唯独北京大学对不注册的旁听生,毫无限制。因此,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几倍。他们之中,有等下年再考的,有本科毕业准备再换系学习的,有等相熟同学毕业一道去就业的。

  虽然,这些人龙蛇不一,成分复杂,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打扮得油头粉脸,一如文明戏中拆白党小生,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逛戏院、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沈从文的湘西同乡中,就有读书数年,回去后只会唱《定军山》的;也有刻意仿效西洋人作派的,西装笔挺,双手插在胸前,仿拜伦、雪莱样子,作多愁善感、忧国忧民状,其实腹中空空。有一个南方人张仪端,风度翩翩,随时夹几本烫金外文书,其实并不看。跟一个瞎子学弹三弦,学了三年,还没学会定位。瞎子气极,将三弦摔在地上说:“我教了20多年,还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学生!”也有急功近利,寄望过高,最终不免失望,住不多久便折身回家的。

  但是,另一方面,“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青年学生中已发生明显作用,扩大了他们对社会重造的幻想和信心。在他们中间,正聚集起一支新的生力。英文系的陈炜谟、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都是学生中著名的高材生。沈从文先后结识的朋友,除陈炜谟,还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赵其文、陈翔鹤等人。因缘时会,沈从文也成了北京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他领过国文讲义,听过日语课,也间或去听历史和哲学。此外,蔡元培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选聘教师不拘一格,只以能力学识为标准。梁漱溟当年参加入学考试,未被录取,不久却被聘为哲学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师培可以同时在北大任教,连著名保皇党人辜鸿铭也被邀请讲学。蔡元培倡导的“门户开放”和“学术自由”,酝酿成一种巨大社会动力,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的意义,决不亚于黄埔军官学校之于中国现代军事史、战争史。

  沈从文后来这样回忆辜鸿铭来北京大学讲学时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

  尽管有了听课的自由和权利,沈从文仍想成为正式学生,获得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一年的秋天,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可是,考试时却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预先所缴的两块钱报名费也被退回。从这时起,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于是,他一面时断时续地在北大听课,一面在公寓那间“窄而霉小斋”里,开始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文章写成后,就壮起胆子分别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文学副刊寄去。然而,这些文章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他听说,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虽然文章无发表机会,沈从文却没有气馁。这个“乡下人”,虽温良柔弱在外,却顽强倔强于内。他确信别人能办到的,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就办不到!他明白自己在通向文学之园的路上,根底极差;又毫无派系可供自己攀援,应分比别人要多受些磨难。今天没有希望,只要明天还可望办到,自己就没有中途罢手的理由。

  我依了《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新开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瘦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粘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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