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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断墙残碉上的历史(3)


  各民族之间的恃强凌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的痼疾之一。文治武功培养起来的英雄强者,排演着人类自身的悲剧。这个被迫迁徙崇山峻岭之间的民族,面对历代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征服,不能不为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春秋战国时期,楚对周是“绥服”,而崇山尚为“荒服”,不属楚统属。秦统一中国后,以武力强迫苗民归于王化。苗民“时叛时服”,“叛服靡常”,历代封建王朝便不断发起征苗征蛮之役,对不服王法的湘西少数民族实行武力扑杀。

  翻开二十四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种充满血腥气的记载。秦汉数百年间,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伐武陵蛮之役。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精夫单相程率众起义,第二年,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进攻武陵蛮。单相程据险扼守,汉军冒进深入,以至刘尚全军覆灭。明年,马援率中郎将刘匡、马武、耿舒共四万人马,南征武陵,斩杀武陵蛮三千余。三月,兵进壶头山,武陵蛮众据高守隘,汉军旱路兵不得进,水路因江流湍急,船又不得上,终困于壸头。又逢天气酷热,军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这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将军,也终于得病,困死军中。于是,朝野震惊,不得不对“武陵蛮”实行招抚,相互订约退兵。马援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

  这位声名赫赫的汉代中兴名将,南征武陵留下的是一声心胆俱裂的绝望叹息。历史终于成全了他的“马革裹尸还”的誓言。

  自唐以降,鉴于历史上屡次行蛮之役无功而还,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单纯的武力征服为“以夷制夷”的制度。唐末,江西汉族彭氏家族进入湘西,以计谋杀土家族首领“老蛮头”吴著冲,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土皇帝。至晋天福四年,彭士愁率锦、奖(芷江)、溪(龙山)诸蛮,进攻辰、澧等地。楚王马希范派兵迎击,爆发湘西历史上有名的“溪州大战”。结果,彭士愁大败,向马希范求和。自称马援之后的马希范鉴于乃祖征蛮败亡的教训,遂与彭士愁订立盟约,在永顺会溪坪立了一根重五千余斤的铜柱。从此,彭氏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建立起历经五代至清九个朝代共八百余年的世袭土司王朝。中央政权也利用土司势力,压服土家族人民,并钳制苗区。其后,每当苗汉冲突发生,土司便为王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猇雄”。明万历年间,苗区边缘修筑“边墙”,一面实施“客不入峒,苗不出境”的民族隔离政策,一面将苗族分割成“生苗”与熟苗”,援剿“生苗”,“兼抚熟苗,俾渐知同化”的逐步同化的策略。

  然而,自成一统的土司小王朝,一方面,与各族人民的矛盾逐渐激化,一方面,又与中央政权的冲突日益加剧,终成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制夷,遂至以盗制盗。”于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废土司、设流官的“改土归流”政策,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至十三年(公元1735年),湘西的“改土归流”完成,分原土司辖地为龙山、保靖、桑植、永顺、石门、慈利、安福等县。苗族地区,则设凤凰、乾州、永绥直隶厅,古丈散厅,隶辰沅永靖道。从此,中央王朝在政治上开始确立对湘西的封建统治。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无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却与历史的目的同一,仿佛历史的公正总是借不义之手来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给不义授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类道德准则。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宋熙宁五年,朝廷因搜刮朱砂、水银与土著发生冲突,遂进兵诛斩。“无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尸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乾隆元年,贵州征苗之役,“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家,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有奇”。这就难怪南方少数民族揭竿而起了。湘西“改土归流”以后,清王朝为进一步加紧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在湘西增设屯田,加强军事设施,派遣大批高中级将领常驻湘西,重点屯防。为维护民族生存与民族平等的权利,湘西苗族人民多次发动起义,其中以湘黔苗民大起义最为著名。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几个贩运耕牛的客商在凤凰勾补寨附近被劫,官府不问皂白,株连勾补全寨,激起苗民石满宜等人反抗,官府派兵镇压,火烧勾补三寨,烧死石满宜以下100多人。勾补事件激起苗族积蓄的民族仇恨。不久,湘黔边境苗寨100多个寨长聚会,发誓“杀汉官,逐客民”,经过八年时间前酝酿、准备,拥立石三保为“苗王”,以“逐客民,复故地”为吾召,在永绥,凤凰、乾州和贵州松挑四厅同时起义,参加人数达20余万,起义军一度占领四省边境6府13个厅县大片土地。几乎全歼这片土地上的清朝驻军,摧毁了它的统治机构。

  这次起义使清王朝极为震惊,急调云贵总督福康安,贵州提督彭廷栋,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江西总督毕沅,率7省共18万兵力,分四路合围。起义军在吴八月率领下,屡战屡胜,起义军各部公推吴八月为“吴王”,并创造“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往”的战术,给清兵以沉重打击。福安康、和琳先后败死军中。后因起义军内部有人暗中叛变,遂使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前后牵制清军18万人,仅永绥、乾州、凤凰三厅战场,就击毙清军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等高中级将领220多名,湖南一省耗费战银700多万两。苗族人民也伤亡惨重。民族成员减去三分之二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初,当起义军节节胜利时,吴八月喊出了“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口号。但这个“安土重旧”的民族,发动起义本为“逐客民,复故地”以求自保,当义军占领沅江西岸,见到沅水时,不愿远离故土的群众,便高呼到了黄河。其后100年间,湘西苗族虽然仍不断爆发起义,终因民族元气大衰,再也无力大举。湘西逐渐向现代演变。

  历史留给湘西的,是一笔笔无法算清的血账。它留下的民族间仇恨对立的模式,必将影响到20世纪前半个世纪湘西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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