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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2)


  我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的北京东城区小羊宜宾胡同5号的寓所,这是北京的四合院,东边厢房,仅有的一间居室约12平方米,还兼作客厅,一张窄的木床,靠窗一张老式书桌,一个简易书架,一把藤椅,两张木椅。像他这样人家早应该有的一切现代生活用品,一样也没有。1980年,当他迁居到崇文门东大街3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大楼后,我再次去看他,发现他的卧室兼客厅里,添了一张长沙发,一台电风扇,一台收录机,一台彩色电视机。我笑着对他说:“沈先生,你也开始现代化了。”他指着沙发、电风扇、收录机说:“这些都是黄永玉换代后送我的。”

  沈夫人告诉我,香港一家书店给他出了一本书,事后说亏了本,稿费无法支出。还是居间介绍出这本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张木兰,代为向香港方面索取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也就抵了那本书的稿费了。我疑心他有一大笔存款,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生所得收入,除维持一家生活必需的花费、社交应酬和帮助别人外,都陆陆续续花在购买书籍和陶瓷文物上了。他家里曾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家里放不下了,便随手送人,送掉后又买。解放后索性一古脑儿全送了博物馆,不仅没有索取任何报酬,连一张收条也没留下。他指着墙角一个装咸蛋的青花瓷罐说:“这个东西现在在香港,可以卖上万美元。我买它时,可便宜了。”——以至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他担心自己一去便不再回来,将自己的积蓄分给几个至亲子侄时,总额不过几百元。

  1982年,他开始陆续收到花城出版社寄来的《沈从文文集》的稿费,他立即拿出一万元,寄给家乡的小学,修建一栋图书楼。我曾劝过他:“年纪大了,总有用钱的时候,应该自己留下一点。”他淡然一笑:“不要紧。钱,总还会有的。”他一生厌憎为着一己私利聚敛财富的行为,对金钱支配一切的人生现象深恶痛绝。他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仿佛有意与金钱财富保持距离。然而,他也有因手头无钱而发窘的时候。且不说他年轻时为吃饭问题所作的种种挣扎,就在他不再为吃饭发愁以后,每逢某项社会公益活动需要他捐赠时,他常常因拿不出钱来而发愁、难过。最后,总是了解他的表侄黄永玉及时为他垫出。

  也许,沈从文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出于中国知识分子重名不重利的传统心理,事实并非如此。1978年全国第4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地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在沈从文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之间,他既不承认二者联结的必然性,也不承认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禀赋,似乎全由人生的随机性决定。他常用“因缘时会”解释这历史的结果。

  “这是因缘时会。”他强调说,“我年轻的时候许多熟人同乡,头脑都比我优秀得多,却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中国近乎周期的悲剧里。就拿写文章来说,开始时我的一支笔就笨得很,能够坚持下来,也只是比别人耐烦一点。”

  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在他的面前,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失踪”,在第二、三次文代会上,连他的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认感到不平,他照例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对涉及个人荣辱得失的人事,沈从文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宽容。他宁愿记住别人的好处,而忘了别人对自己的损害。在对人性向善的追求方面,他逼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还有为个人荣誉常常要与人决斗的激烈举动,沈从文却更多属于东方人的宁静与平和。

  他总是微笑着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微笑着凝视这世界。然而,这不是伏尔泰似的讥世的微笑,其中,渗透着他禀赋里的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这样说,也只是略去了许多中介环节的一种模糊化处理,他当然有忧愁、伤心、痛苦的时候。记得1980年,丁玲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也频与革命》的文章,未指名地批评沈从文当年歪曲她和胡也频投身革命的动机,指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这是丁玲被落实政策,从北大荒返回北京以后,从一个日本人手里得到一本沈从文30年代著的《记丁玲》,因不满沈从文书中所持立场,有感而发的(此书问世40余年后,丁玲第一次读到它),而与《记丁玲》具有同一倾向的《记胡也频》一书,丁玲是亲自过目了的。丁玲此举,还有没有更潜在的心理动因,恐怕将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了。此后不久,我去沈从文处,一见面,他便对我说,“请你给我复印我的两篇文章,一是《关于丁玲女士被捕》,一是《丁玲女士的失踪》。”他说这话时,显得有点失去惯有的平静,激动里夹着一丝伤心。“我不是要和她争什么,只是想让问及这事的朋友,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我给他送去两篇文章的复印件,他道了谢,接过复印件看了看,又随意放到书桌上,随后一言不发,两眼发愣,仿佛陷入对往事的回忆,眉宇间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郁。良久,才轻轻地吁一口气,喃喃自语:“唉,我们那位老朋友哇……”

  后来,这件事再没有和我谈起过。

  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沈从文是一个弱者,还是一个智者?对此,我感到一种无法判断的困惑。他的淡薄名利,他的对人事的宽容,他的与世无争,常常使我想起老子《道德经》里的一段话:

  上德若永,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沈从文也多次谈到水与自己生命人格的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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