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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5)


  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一封来信六月七日经周恩来转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对以前由王洪文主持商定的低调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计划“设法补救”。毛泽东当即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在周恩来安排下,

  重新确定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仪式,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榻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①

  此外,毛泽东还在陆定一、陈丕显、王恩茂、陶铸、李维汉等人的材料上作出批示,敦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材料大部分是邓小平送阅或报批的。

  对其他“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审查对象,毛泽东也主张尽快释放。如对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他批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②”他还对只是有“嫌疑”的受审查人员作出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③”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一律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④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这正是江青等长期以来插手最多的“重灾区”,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

  在五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⑤

  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⑥

  毛泽东不满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对知识分子一概否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江青说的。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指二三十年代的文艺界情况。——引者注),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⑦

  在有关传达这次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⑧这里,他用鲁迅提倡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

  七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来信的人(或材料涉及对象)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反映江青等人扼杀故事片《创业》);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反映“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责难、压制故事片《海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消极抵抗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的批示);山东省章丘县某学校教工谢革光(建议已停刊多年的《诗刊》杂志复刊);已故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建议举办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建议抓紧出版《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作家姚雪垠(请求支持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等。

  在这些事情中,反响最强烈的是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编剧张天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⑨”为什么称《创业》“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呢?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四人帮”亲信刘庆棠在宣布《创业》十条“罪状”中竟这样说:“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⑩”其他指责大体与此类似。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②毛泽东对蒋葆生反映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6月30日。
  ③毛泽东对嫌疑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1日。
  ④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9月9日。
  ⑤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5年7月。
  ⑦毛泽东同江青、张春桥的谈话记录整理稿,1975年7月14日。
  ⑧毛泽东在王洪文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5日。
  ⑨张天民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7月18日。
  ⑩刘庆棠传达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影片《创业》的意见(通称“十条意见”),197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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