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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4)


  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片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列举的受到批评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六月二十八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②”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对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气焰是沉重的打击。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③”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④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再次取得同“四人帮”斗争的重大胜利。

  一九七五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⑤”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⑥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多,不愿意起来,以前在床上还是坐着多。一天也没有同几个人说话。⑦”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面态度明朗地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一面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过多次批示。

  他为长期遭受迫害的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写下这样的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由此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原卫生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又写道:“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⑧

  他在原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来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⑨”这年十月,他在一件关于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材料上又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⑩”

  ①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5年6月14日。
  ②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书面检讨,原件,1975年6月28日。
  ③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7月1日。
  ④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7月。
  ⑤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
  ⑥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
  ⑦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⑧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5月17日。
  ⑨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日。
  ⑩毛泽东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手稿,197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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