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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四人帮”(4)


  对国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很少发表具体意见。经他批准下发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文件,主要是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和纠正运动中的偏差,以及“抓革命、促生产”。①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有:“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这些规定,对已经发展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损失起了抑制的作用。

  这时,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她在天津巡视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信中还说:“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毛泽东看过信后,对“批林批孔”未置一词,只是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②

  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

  七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他预感这次外出时间不会短,觉得需要在行前向政治局作出一些重要交代。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四人。——引者注)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以毛泽东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少人弄不清她所说的话是不是毛本人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政治局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抵达他南下的第一站——武汉,仍下榻在武昌东湖。在这里,他住了近三个月。

  毛泽东到武汉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进行眼病会诊。

  这年春天,毛泽东视力进一步下降,看东西日益模糊。多年来他一直每天看书读报、自己批阅文件和动手写文章。眼病这种状况,使他十分痛苦和不便。起初,毛泽东没有马上找医生检查,也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外讲这件事。后来实在看不清东西时,才不得已让秘书代读文件、书报等,有时还要秘书按他的意思在文件上画圈。

  八月间,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白内障是眼球内透明晶体发生浑浊现象,当时没有快速有效的治愈方法,需要等成熟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疗。

  这时,毛泽东的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单靠稍好的左眼来工作。医生给他服用药物,并配合滴用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根据医生意见,决定毛泽东继续休养一段时间,随时检查,待适当时候再做手术治疗。

  在武汉期间,年迈体弱、视力不清的毛泽东仍应对方要求接待了五批外宾。他们是: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九月四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和夫人(九月九日晚);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九月十九日上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九月二十七日);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十月六日)

  他同这些外宾谈论国际形势,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就将是世界大灾难时,毛泽东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指投原子弹。——引者注),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他又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④

  以上外宾,多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从北京直接飞抵武汉参加会见。这提供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等见面的机会。外事活动后,他常常要与邓小平等交谈,了解情况,作出指示。他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时,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⑤”他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⑥

  这时的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国内局势,尤其是干部政策的落实。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直十分看重这件事。前面说过,他在一九七二年重病期间所作的批示,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接着,周恩来就以很大力量来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但不断受到江青等的无理阻挠,纠缠不休,僵持不下,很难取得进展。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道: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工作提了点分配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走资派’不都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流行的叶帅的牵骡诗,是他在会场上即席写给我的:‘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那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叶帅把诗交给我后就请假退席了,我在会上给李先念看,李先念又给吴德看。证明事情之难,阻力很大,收效甚微。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总理很为难。”⑦

  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提出整错了贺龙、罗瑞卿等人的问题,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可是,江青、康生等继续寻找借口,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一九七四年七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常采取的“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七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的会议,并且告诉吕正操: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⑧又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⑨”在这种时刻和场合,周恩来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第二天,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⑩

  ①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下发的有关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1974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74年7月1日)等。
  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6月24日。
  ③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
  ④《毛主席指示要点》,《中央讨论文件》(1974)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1月3日印发。
  ⑤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74年8月20日。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⑧访问吕正操谈话记录,1984年9月15日。
  ⑨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62页。
  ⑩1974年8月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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