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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的内政和外交(4)


  陈、邓两人在八大以来一直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党内外有着很高威望,后来又被认为犯了“严重错误”。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特别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当中曾被说成“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①”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很关心。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在工业方面,一九七二年二月初,经他审阅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提出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国内经济形势,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历了一个大的曲折。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大幅度下降,工业和农业都是如此。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稳定,一九六九年开始回升,恢复并略超过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七〇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一九七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长百分之七,但又出现职工总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突破”。②一九七二年,经过新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逐步得到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三点八,经济形势继续得到好转。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是十分可喜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注视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通盘考虑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③

  借历史故事或古人的话来阐释某个道理和观点,是毛泽东常用的一种方式。这几句话,是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外部环境,明确提出的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取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人民共和国外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里,需要作一点简单的回顾。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十分严峻的。

  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有四十七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某些作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毛泽东早已注意。一九六八年冬天,他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藉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文“写得不错”。④一九六九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①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②“三个突破”,指职工总数超过五千万人,工资支出超过三百亿元,粮食销量超过八百亿斤。
  ③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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