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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8)


  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对“批陈”问题仍不作一字表示。

  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其实是针对林彪以及黄永胜等的表现讲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最后希望。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

  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摆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引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

  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

  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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