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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7)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③(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九大的准备工作,除起草报告外,还要产生代表。毛泽东对这件事过问得比较少。他只在一月间从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④(④毛泽东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969年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二月份,他在周恩来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⑤(⑤毛泽东对周恩来1969年2月5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2月。)三月三十一日,又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⑥(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3月31日。)

  这时,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四月一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

  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

  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

  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

  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

  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

  取得更大的胜利。”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

  录,1969年4月1日。)


  他如此强调团结和胜利,显然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接着,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的报告,用很大篇幅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

  从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还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十分荒唐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

  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

  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一九

  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

  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

  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

  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

  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

  章上,这就放心了。’”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

  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

  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①(①张耀祠

  《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

  113—115页。)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他先说:“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他接着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面继续对敌情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一面又强调要谨慎,不要扩大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矛盾心情。他说: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

  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

  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

  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

  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

  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

  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

  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

  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

  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

  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

  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

  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

  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

  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

  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

  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

  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

  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

  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

  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

  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

  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最后谈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他说: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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