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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5)


  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他曾说过:“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那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他们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又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刚开始不久,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刘少奇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③(③《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6页。)四天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④(④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毛泽东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份。这个月初,毛泽东的老朋友、党外人士章士钊写信给他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①(①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1967年3月10日。)十分清楚,这里说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控制下,这个专案组实际上成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得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23日。)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谁都看得明白是指刘少奇。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级。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这项专案工作完全在江青直接控制下进行。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曾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③(③谢富治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告的批语,1968年2月26日。)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等极端卑劣的手法,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而对否认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或当事人推翻过去因逼供而被迫提供伪证的声明(如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人在残酷逼供下被迫写过刘少奇自首变节的伪证,以后多次书面声明那份材料是不真实的),全部扣下不报。这些伪证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他对有些材料也存在怀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引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相信了这些伪证材料。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五月二十日,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20日。)七月下旬左右,刘少奇这些被严重诬陷的“罪名”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内容以及审案情况一无所知,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含冤而死,终年七十一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起最大的冤案。

  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31日。)这样,把要开除邓小平的主张平息了下去。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三件事情上:一是整党建党工作;二是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三是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毛泽东心目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很早就在认真考虑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特别是各地相继“全面夺权”后,党组织普遍陷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除人民解放军外)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随着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相继建立,这个问题便迫切地提到他的面前。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答复在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毛泽东对复电稿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一段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致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复电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10月27日。)这段话显然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的。十一月五日,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又提出党要“吐故纳新”的问题。

  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党要“吐故纳新”那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②(②见《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毛泽东在审阅《红旗》目录时,把这篇社论从第四篇调到第一篇的位置上来,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这时还只在个别单位进行整党试点,到九大召开后,整党工作才逐步普遍开展起来。

  在当时严重混乱的局势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毛泽东那样强调“吐故纳新”,表明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能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来改造和重新组织党的队伍,这不仅无法做到,而且产生了不少弊病,有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就在这时被拉进到党内来,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

  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是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谈得更多的问题,被他看作是召开九大的一项重要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出现“打倒一切”的浪潮,打击面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曾有过的。毛泽东力图对这种现象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十一月十日,他对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说:“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二十二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①(①毛泽东同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0日。)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毛泽东觉得现在应当着重提出缩小打击面的问题了。十二月一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手稿,1968年12月1日。)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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