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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4)


  几天后,他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提出“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和“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也反映出毛泽东注意的重点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归结起来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②(②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五十九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委员原有九十七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五十七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其他参加会议的七十四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

  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t-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九大代表如何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谈了形势问题,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在毛泽东看来是这次中央全会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怀疑以至反对态度的人日渐增多。在全会开幕的前一天,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里包括红卫兵、“三支两军”等。此外,中央领导、各级领导中的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2日。)这种状况,使毛泽东更认为需要在这次全会上再一次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采取“提出问题”要大家“讨论”而不做“结论”的方式,其实他的意思很清楚。他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

  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

  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

  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

  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

  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

  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

  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

  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

  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

  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引者

  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

  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

  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

  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

  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他又说:

  “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

  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

  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

  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

  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

  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

  省解决。”

  “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

  论。”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

  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

  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

  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①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

  录,1968年10月13日。)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泽东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O月31日。)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②(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③(③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这就以党的中央全会的名义,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下来。

  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历时近两年,主要是审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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