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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夺权”的日子里(7)


  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在他看来,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

  九月四日,他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②(②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4日。)

  九月九日晚间,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他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引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他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这项决断的直接导因是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所作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那时候,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o”事件前后的混乱局面,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八月七日晚,从武汉回到北京并受到盛大欢迎而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①(①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讲话记录,1967年8月7日。)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①(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

  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

  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

  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

  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

  (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

  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

  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

  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

  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

  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

  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

  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

  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

  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

  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

  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

  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②(②张子申

  《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

  第4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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