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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夺权”的日子里(1)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经看出问题来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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