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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红卫兵运动”(5)


  林彪过去从来不过问经济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也很少出面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表现得如此积极,的确很不寻常。他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在三个半天的会议上配合得如此默契,也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自身正要在乱中夺权的图谋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看出:在“安亭事件”后,毛泽东决心把“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它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骤。这确实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酝酿着的新的重大部署。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派人告诉林彪:稿子已经有了。他所说的“稿子”就是指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到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讨论。文件中虽然仍写道:“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又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等等。①(①《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这一来,所谓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闹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

  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

  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以席卷之势掀起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

  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

  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

  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

  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

  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

  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

  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

  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

  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

  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

  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

  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

  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①

  (①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毛泽东心目中,面对的是那样一场“胜负还未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在他看来,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怕红卫兵”,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到的几乎都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毛泽东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不一定”和“还要看”。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不幸的是,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

  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

  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

  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

  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

  量”。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

  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

  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

  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

  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

  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

  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

  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

  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

  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

  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

  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

  样。”①(①《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10月版,第693—696页。)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更大的“全面阶级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可是,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中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一九六七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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