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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红卫兵运动”(4)


  林彪在同一天的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①(①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而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的批准后下发。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

  这是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建设事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影响所及,不仅在学校和机关里,不少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已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相互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的党政领导。中央工作会议前,周恩来在九月八日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确定政策。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请示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这两个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前一个《通知》中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页。)

  可是,就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给予承认,并对群众进行教育,被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并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他们的北上控告是革命行动,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受蒙蔽、被裹胁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①(①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1月13日。)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朕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尽管如此,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同林彪、江青等仍有区别。他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要搞乱生产,而是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修改,手稿,1966年7月21日。)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他还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②(②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4日。)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在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讥讽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余秋里、谷牧向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了汇报。二十二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②(②《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毛泽东虽已决心在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一旦让“文化大革命”进人工矿企业,就决不是用“业余时间”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这一步,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就稳定不住了。

  第二天,谷牧把工交座谈会期间修改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提纲》批印上报。但一场他没有料到的轩然大波发生了。据谷牧回忆: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

  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

  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

  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

  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

  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

  情绪。’在十二月六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的站

  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

  ‘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

  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

  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

  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

  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

  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

  下!’”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1月版,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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