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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文化大革命”(6)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批语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需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关于教育问题,批语特别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①(①毛泽东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5月7日。)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提出:“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②(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五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所写的杂文。文章提出:“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十八日,林彪在会上讲话,骇人听闻地讲了一篇“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篇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使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狂热更加泛滥起来。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二十六日,会议结束。

  “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但是,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方志纯回忆道:

  “我从南昌坐火车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会

  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

  的负责同志。会议的内容是传达贯彻五月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的精神。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大家事先已感觉

  到政治气候的严峻。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不像以前

  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许多同志

  虽然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发表了一通讲话,但是对于

  文件中这样一些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

  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

  正主义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

  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大家琢磨来琢磨

  去,越琢磨越觉得不可理解,越觉得不对劲儿。结果,

  华东局会议开了几天,气氛总是不那么活跃、热烈、和

  谐。”①(①《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38、39页。)


  但在不少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中却引起另一种极端的反应。有一个干部子弟写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要会亡党亡国亡头。”他和另外几个学生的信,后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三印发。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霏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们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他当即写了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厂播,

  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

  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六月一日”①

  (①毛泽东在光明日报总编室《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

  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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