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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文化大革命”(4)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几乎与《汇报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只有很少几个人,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以外,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纪要初稿很不满意,交给张春桥修改,以后陈伯达也参加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重视,在三月间作了三次修改。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①(①毛泽东修改《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66年3月。)这个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中已传开;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上述这样一段话,表明一个全局性的大部署已在他头脑里酝酿成熟。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说:“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他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3月18日。)讨论其他问题时,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

  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

  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

  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

  王将相派。”(以上三月十八日)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

  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

  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

  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

  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

  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

  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

  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

  各方面都要管。”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

  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

  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

  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以上三月二十

  日)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3月18

  日、19日、20日。)


  毛泽东这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并不符合实际。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13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必然导致对全局工作作出错误的决断。

  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

  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

  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

  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

  风雨即将来临。”③(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1995年2月版,第152页。)


  局势继续向前发展。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①(①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②(②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个人领导已逐步取代党的集体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③(③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66年4月12日。)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十四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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