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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0)


  政府工作报告稿上有一句话是:“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只讲“赶上”还不行,还要讲“超过”。于是把这句话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②(②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9<--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2月13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且宣布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从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来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15日。)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讲得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

  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毛泽东对“四清”概念的改变,是采纳了王任重的意见。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看到王任重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的一个讲话节录。王任重提出,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与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再叫“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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