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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


  在前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这主要是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这一次谈话又强调了另一面,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1日。)

  决定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2日。)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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